经卷修复前

经卷修复后

经卷修复中

潘美娣

登科录二修复前

登科录二修复后

    从18岁进入上海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至今，潘美娣与“受伤”的古籍打交道有50个年头了。现在，她还兼任中山大学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的特聘古籍修复专家。

    在中大图书馆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见到潘美娣，才发现，这项日复一日颇显枯燥单调的工作赋予了她更高层次的美——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含蓄蕴藉之气。她笑称这是个修身养性的职业，她以前性子很急，现在则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不疾不徐、不温不火。跟她聊天，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陶渊明的两句诗：“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搓纸钉搓出个人“招牌”

    1963年，潘美娣进了上海图书馆，一去就被安排做古籍修复。“那时候的人心思单纯，被安排做什么，都毫无条件地答应。”当时，全国就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这两大图书馆有专业修复人员。“古籍修复根据地方气候条件不同，有南北派之分。南方的古籍，因为天气潮湿，被虫蛀或发霉的很多；而北方的古籍，因为气候干燥，风化、焦脆的比较多，所以在修复处理上要有区别。”而潘美娣的师傅曹有福，可以说是南派中的高手。

    进图书馆的第一天，领导将潘美娣带到了曹有福的面前，曹有福让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古籍修复中用于固定书页的纸钉。“他先用皮纸搓一个当样板，然后就给我一沓纸，让我自己搓，他一句话也没说。”一开始，潘美娣搓出来的纸钉都像小麻花那样，虽然也能用，但她并不满足，暗自琢磨：“为什么师傅搓出来的能那么细致？”靠着心去领悟，靠着手去调整，一个下午过去，潘美娣的手都搓僵硬了，但她也一句话都没说。最后，是曹有福开口了：“好了，不用再搓了。”那时，潘美娣搓出来的纸钉，已有半抽屉多。

    “师傅采用的是很传统的带徒弟方式，他不讲什么理论，也不会给太多指导，只告诉你一条基本的原则：古籍修复必须整旧如旧，不能一本旧书过手后，变成一本新书，那绝对是大忌。其他的所有流程，师傅示范一遍，你就按着去做，做得好与坏，师傅看在眼里，也不会多说，主要靠自己琢磨。但当时因为没有那么多诱惑，人更能沉下心来，所以往往能更快地上手。”潘美娣感慨，搓纸钉的半天时间让她享用了一辈子。“第二年，我被派到北京图书馆，跟着北派高手张士达老师学习，张士达老师一看我搓的纸钉，马上说：‘这丫头搓得不错。’第一印象就挺好。这犹如一个人的招牌，拿出来好与坏，一目了然。”

    两年后学成归来，潘美娣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但她强调的是，自己赶上一个好时代。“那时候老先生们都还在，他们视书如命。像顾廷龙馆长，对修复很重视，我们组里有十个人左右，每个人每次修完一批书，他都会一一过目。”后来，顾廷龙对管库的同事明确表示：“以后馆里面的等级藏品，都交给小潘修。”彼时，潘美娣也就二十多岁。

    顾廷龙一句经常挂在嘴上的名言，潘美娣更是印象深刻——“对于古籍而言，片纸只字都是宝。”因为一个字、一个印章，对古籍的版本鉴定可能就起到决定性的关键作用。“当时，馆里面有一本宋元时期的刻本，前人已经修过一次，但又烂了。重修时，我把它整个书页展开以后，书口后面一个刻工的名字显现了出来。顾先生一看非常高兴，他的兴奋之情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自创“夹揭法”修复明代古籍

    潘美娣特别强调，做好古籍修复得有“三心”：信心、耐心和责任心。“如果没有责任心，书页一揭不开就放弃了，那损失不可计量。况且，古籍修复是急不出来的，必须每一页打开后，一个洞一个洞地补，一本书可能要用上一两个月的时间，一套书有十本二十本，一整年都搭进去了可能还弄不完。性子再急，一坐到古籍面前，人就必须平静下来。”

    有一段时间上海图书馆要影印《永乐大典》，那必须整本拆下来，有坏掉的书页，先修好，再拿去拍照制版，回来后又要还原为明朝时期的硬包被装帧样式。《永乐大典》是馆里面的等级藏品，必须尽快弄完回库，不仅不能掉以轻心，还要加班加点。

    1972年，上海博物馆来了一套从嘉定明墓出土的唱本。这套书是陪葬品，与墓主的尸身放在了一起，几百年下来，已经被尸体腐烂后的血水浸泡得成了硬邦邦的书砖了。因为上海博物馆没有专业的古籍修复人员，就到上图求借。顾廷龙很快派了潘美娣到上博去，同时去“支援”的还有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位老先生。“由于这些古唱本都已变成砖块了，如果硬揭，必坏无疑，所以要放到蒸锅里去蒸，就像蒸包子一样，让其软化，才能一沓一沓地揭开，再一页页地细揭。还必须马上揭，冷了又会变硬，比原来还硬。因此，我们是能做多少就蒸多少。这一套书，我们两人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修完。”

    可见，古籍修复要根据每一套书不同的“受伤”情况制定具体的修复方案，甚至还要因书制宜地创造一些新办法，像“夹揭法”就是潘美娣的创新。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江苏太仓一座明墓里出土了一批古书，被送到上海博物馆，他们照例找顾廷龙，将这批古书送到了上海图书馆来修复。“太仓出土的这批书，有的书页看起来比较厚，实际上里面还有好几层，被黏在了一起，根本揭不开。于是我自己想了个土办法，在‘厚页’的两面各用浆糊再贴上两层纸，然后通过这两层纸的拉力将中间的书页一层层揭开，再清洗掉浆糊。”潘美娣晃了晃手中的《广州日报》，继续说：“任何一张报纸，中间都有厚度，我都可以一揭为二。”

    事实上，以前的古籍修复工具都非常简单，一支毛笔、一瓶浆糊，就是所有配备。“以前都是自己想办法，需要用什么就做什么。现在裁纸有美工刀，以前哪有？都是马蹄刀，要自己磨刀。师傅告诉你怎么磨，你就好好干去。声音不对，师傅马上会说：‘你这样好像没吃饭’。以前也没有切纸机，做‘金镶玉’做完后，要切书，就自己用大刀来切。现在有机器辅助，省了不少力气。”

    另外，古籍修复过程中，还有很关键的一点是配纸。首先是配大类，皮纸的书要配皮纸，竹纸的书要配竹纸，然后要测纸张的厚薄，现在有卡表，可以直接测量，以前就是凭感觉，事事都要更用心。

    修复一定要找手工纸

    历来修书人的地位都不怎么高。传统的大藏书家往往会养一个修书人，却以“修书匠”视之；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对这一块的重视也不够，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不太高，起点比较低。但古籍修复人员的作用就像调味料一样，少了还不行。潘美娣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英国皇家博物馆到北京邀请专家前往伦敦帮忙修缮中国古籍善本，当时老师傅们的年纪都很大了，他们推荐到上海图书馆来找人，但那时候出国是一件大事，图书馆方面最后以“技术保密”为由将人家打发走了。到了80年代后期，法国一家博物馆因为不懂修复，将收藏的一批受损的中国古籍一页页拆下来，封进了薄膜里面，令这些书彻底完蛋。通过这次教训，国内外在古籍修复方面的交流才逐渐多了起来。

    国家对古籍修复也日渐重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没成立之前，全国比较有水平的修复人员不足百人。在举办过的15期古籍修复培训班中，参与培训的大概有五六百人。回去真正从事古籍修复的，虽然没那么多，但总比以前好多了。”同时，大专院校也开设了相关的专业和课程，像南京艺术学院、金陵科技学院、莫愁学院都有古籍修复专业。目前，中山大学也开设了相关的课程。而中大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中心，就是潘美娣和同事一起从无到有创建起来的。中心最里面的那个房间中，两排架子上叠放着各种各样的手工纸，那是潘美娣2003年到江浙一带订制回来的，足够用几十年。

    “我们总说民国时期的书籍难以保存，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国内正是从手工造纸到工业造纸的过渡期，机械化程度不高，技术比较落后，添加的东西又多，结果纸的寿命很短。一般民国时期的报纸保存年限为60年，期刊杂志能存100年，好一些的书籍保存两百年估计也就到顶了。相反，宋版书如果保存得当，纸张放到今天都跟新的一样。因为当时是纯手工造纸，将树皮放在山沟沟的小河中泡、洗，腐烂成浆，不讲效率，也不计成本，添加的东西少，所以纸张非常好。现在添加很多化学物质加速腐化，出来的纸质量远不如前。所以，修复一定要找手工纸。”她们专程到安徽找宣纸，到江浙找皮纸，即便在当年非典时期，潘美娣和同事也若无其事，一门心思都在寻找好纸上。

    大家简介

    潘美娣，1963年进上海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与装帧工作。曾师从曹有福、张士达、肖振棠等古籍修复前辈。现任中山大学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特聘古籍修复专家。多次担任文化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以及图书馆学会举办的各级培训班授课教师；并为江苏省文化厅纸浆补书技术项目鉴定委员会委员、南京莫愁职业学校专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