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由生产型社会化向教育型社会化转变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逐渐消失，预示着支撑我国经济30余年高速增长的丰富劳动力开始变得稀缺，要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必须转变产业结构，提高技术水平。这必将对劳动者知识技能的要求提高，导致青年所必需的学习期延长，参加工作的时点推后，一个人的青年期更长时间将在学校度过。青年期的这种变化，即从主要与工作直接结合或者至少与工作相联系的生活方式转变为以学校为主的生活方式，必然会影响青年的人生发展、行为倾向，以及他们的社会态度，令他们的社会化方式从生产型转向教育型。
生产型社会化是在单位或企业内从事工作时实现的，而教育型社会化是在学校或其他培训机构中实现的。这两种社会化除了实现地点不同之外，还有实际经历的不同，而且与社会的关系也不同。就生产型社会化而言，只要是参加工作，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工作，也是与他人、社会发展具体的关系；而在教育型社会化中，与社会和他人的关系却是抽象的，对社会的理解“应然”成分大于“实然”成分，有更多回旋余地和更少限制，但同时个人的社会整合能力遭到削弱，乃至丧失。因此，刘易斯拐点导致的教育型社会化不仅使工作经历在青年社会化中所起的作用日益缩小，而且会使社会制度与个人成长之间愈加脱节。可以预见，未来会有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面临前所未有的社会化转型。
二、老龄化拐点——由“前喻型文化”向“后喻型文化”转变
当前，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年轻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如果保持现有生育水平，我国老年人口比重将不断上升。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突破两亿大关。此后，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还将加快，21世纪中叶将达到老龄化的峰值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占总人口数的30%以上。
随着科技革新速度的加快和知识经济的兴起，整个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由于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知识经济要求劳动者也能及时跟上这样的步伐，而大多数老年人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这就使老年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那些技术含量高、收入丰厚、社会地位高的工作主要被青年人占据了，老年人很少能在知识更新快的产业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比如在信息、金融等新兴产业中，这种趋势就表现得非常明显。
老龄化拐点的到来，把青年推向时代舞台的中央，让青年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西方学者曾将社会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个时代。在“前喻文化”中，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中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社会由此进入了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的“后喻文化”时期。“如果说过去存在若干长者，凭着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日积月累的经验而比青年们知道得多些。那今天却不再如此。”“后喻文化”时代的来临提醒我们，青年在未来将发出更大的声音，我们必须重视青年的作用，尤其是其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这就要求主流意识形态更有效和更成功地同青年展开沟通和对话。
三、城镇化拐点——由固态中国向流动中国转变
2011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3%。这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伴随着世界上最为迅速的人口城镇化进程，我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这种流动从空间上看，是人口不断向大城市集聚的过程。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流动人口的分布将逐步形成以东部沿海连绵城市带为重心，以内陆城市群为中轴，以西部中心城市为集聚点的流动人口分布格局。
“流动”是一所“大学”，它使人们获得新的生活理念、法律知识、维权意识和组织实践，并由此锻造新一代的青年——城市新移民。他们前赴后继进入城市，带着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进行碰撞。他们感受城市的跳跃节奏、学习城市的行为习惯、接受城市的秩序规则，不断调适和改变自己。他们是一个有更强接受和学习能力、有着青年人特有的挑战与冒险特质的年轻群体；他们的思维和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化，对现代文明和城市文化有更多向往和期待；他们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社会转型的新阶段，发展性需求提高，更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既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也是社会变革的承担者。他们既有青年的特点，也具有移民的特质，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赶上了一个社会大转型、国家大发展的拐点时代，他们称得上中华民族历史上“拐点一代”，必将深刻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经济上，他们恰逢刘易斯拐点，接受了更长时间的教育型社会化熏陶，在青年劳动人口缩减的大背景下，其人力资本存量与就业观念的转变将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倒逼产业升级，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在文化上，他们恰逢老龄化拐点，占据了更为有利的代际竞争条件，在知识经济兴起的大环境中，其价值观念与文化品位将会决定社会主流文化的发展走向，使得社会呈现“以长者为师”向“以少者为师”的转变。在政治上，他们恰逢城镇化拐点，经历了更为频繁的跨地域流动，在城市文明兴起的大时代下，其沟通城乡与跨越贫富的经验体悟将会在未来社会政治环境中扮演重要角色，其自身对民主法治及公平正义的诉求也更为强烈。
青年是创史活动最重要的一支主体力量，一个时代中青年的生存现状，是衡量该时代是否具有创史活力的基本尺度之一。青年之困厄，就是国之困厄；青年之振作，就是国之振作；青年之希望，就是国之希望；青年之未来，就是国之未来。时代的火炬已悄无声息地传递到“拐点一代”手中，这是他们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