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安乐
7月6日，张安乐返回台湾第七天，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如约来到台北王朝酒店与他会面。这几天来，张安乐的日程十分紧凑，频繁接受媒体采访，宣传两岸统一，与绿营人士当面舌战。这位绰号“白狼”的前台湾黑帮大佬，与人们印象中好勇斗狠的黑道人士截然不同：他戴一副金边眼镜，举止有礼，面带笑容，头脑清晰，讲话不疾不徐，见识不凡，而且记忆力奇佳，在与记者的交谈中，随口可以背诵顾炎武《日知录》中的句子。“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他相信，自己就是一名“匹夫”，而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就是他心目中“保天下”的责任。
江湖内外的“白狼”
1948年生于台北的张安乐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也是一名教师。张安乐天资聪颖，从小学习成绩就名列前茅，但也很早就与黑社会接触。16岁时，他加入“竹联帮”，得名“白狼”。因为与黑帮有染，张安乐在高中时期多次转学，不过，18岁时，他还是顺利考入淡江大学（当时名为淡江文理学院）历史系，毕业后又进入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继续攻读，但未能毕业。
1975年间，竹联帮内部新旧派系恶斗让张安乐大为失望。他离开台湾远赴美国，一面做生意，一面求学，先后就读于内华达大学、圣马利学院，似乎已经金盆洗手，远离黑道，直到1984年震惊台湾、美国两地的“江南案”，他才不得不重出江湖。
当时，美籍台湾作家、记者刘宜良（笔名江南）在美国撰写了《蒋经国传》，披露了蒋氏父子统治台湾的黑幕，被台湾当局列为禁书。后来，台湾当局调查发现刘宜良疑为间谍，于是，时任台湾当局“情报局长”汪希苓找到了当时竹联帮帮主陈启礼，打算借竹联帮的手暗杀刘宜良。陈启礼担心政府事后“翻脸不认账”，在行刺之前来到张安乐家，留下了一份录音带，以防万一。
结果正如陈启礼所料，台湾当局果然卸磨杀驴，在案发后将他抓捕。为了解救这位曾经的道上老大哥，张安乐公布了这份录音，并指称谋杀刘宜良的元凶就是蒋经国的儿子、当时主管台湾情报机构的蒋孝武。一时间，美国舆论哗然，美台双方政府都十分难堪，台湾形象受到前所未有的重挫。据称，“江南案”给国民党高层带来极大冲击，蒋经国在那段时间常常一夜数次惊起。最后，台湾当局不得不“丢卒保车”，“情报局长”汪希苓成为替罪羊，以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蒋孝武也被“外放”，从此远离权力中心。
张安乐也为此事付出了沉重代价。“江南案”后不久，他被美国警方逮捕，以贩毒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尽管张安乐再三强调，他这辈子在道上绝不碰毒品生意，但还是在美国坐了整整10年牢。坐牢期间，他与妻子离婚，至今没有再婚。在这期间，他不仅取得了两个学士头衔，还不定期地给台湾报刊写文章，介绍美国监狱里不为人知的故事。出狱后，他短暂地回到台湾，1996年，他前往大陆经商。离台期间，张安乐遭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以“违反《组织犯罪防制条例》”通缉，从此再未能踏足台湾，一别就是17年。
来到大陆后，张安乐创办韬略集团，先后在深圳、江门、东莞、南昌设立资讯、运动器材、消防器材等多家企业、工厂，至今已拥有数千名员工。其中，最早创立的江门市运动器材有限公司已是全世界最大的头盔制造厂，专业生产马盔、溜冰头盔、自行车赛头盔，每年销售量占到全球市场份额45%以上。
张安乐小时候与母亲和兄弟的合照。
30年后回首“江南案”
环球人物杂志：我们都知道您是竹联帮的大佬，还有一个响亮的绰号“白狼”，能说说这其中的由来吗？当时是怎样的机缘加入了帮派？
张安乐：50年前，我在学生时代参加竹联帮，辈分是“狼”字辈。当时皮肤比较白，就被叫“白狼”。那时候的（社会）风气，8个字可以概括：“少女好美，少男好勇”，大约十五六岁，正是青春期，逞义气之勇，大家结拜兄弟，所谓“血气方刚，戒之在斗”。
环球人物杂志：那时干过什么坏事吗？
张安乐：就是打架。
环球人物杂志：你出身书香门第却加入帮派，父母有没有失望过？
张安乐：当然不能接受。母亲眼泪，父亲棍子。北方人的父亲就是这样子，严父嘛，母亲就是哭。加入竹联帮以后，就一直在母亲的眼泪和兄弟义气中摇摆。
环球人物杂志：有没有想过加入帮派之后，未来会是什么出路？
张安乐：我们那个时代，像竹联帮，一律不偷不抢。如果有窃盗前科，大家就鄙视你，不能进来。我们小时候的想法是，就算入了帮派，读了大学就好了（不再混帮派了）。我们那时做兄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要讲伦理、讲义气、不偷、不吸毒，而且玩个一二年，过了就算了。
环球人物杂志：你在接受采访时，常会流露出对竹联帮董事长陈启礼（竹联帮中一律称陈启礼为董事长）的敬佩，当年的“江南案”也与他有关，你能谈谈他对你的影响吗？
张安乐：陈启礼在江湖上有他的魅力，无与伦比，一个翩翩公子。你看香港电影，黑社会老大都是叫下面的人去贩毒、拿高利贷回来。他不是，他会想办法照顾下面的兄弟。
环球人物杂志：这也是在“江南案”发生之后，你去营救他的原因吗？
张安乐：“江南案”发生以后，我有一卷录音带，联邦调查局来跟我要录音带，两个月我都没有给他们。最开始，我是希望救我们大哥（陈启礼），我去跟台湾谈判，但台湾不肯答应。之后联邦调查局又来找我，我还是没有告诉他们我有录音带，最后他们的人就讲，要救你大哥的性命，只有靠我们，我们知道实情，但没有证据。最后为了救人，我不得已把录音带给了他们。当天下午交出录音带，第二天报纸上就登出“情报局长”汪希苓被逮捕的新闻。他们一定是通知了台湾，录音带拿到了，牵涉到了谁，然后台湾去抓人。这是台湾跟美国两边的默契。当然，美国对台湾不满，但它希望把伤害降到最小。
环球人物杂志：时隔近30年，你怎么看待当年的“江南案”？
张安乐：我只知道我这部分。30年后再看我要不要去救陈启礼？我当然要去救，就这么简单。我们围魏救赵，指控蒋经国儿子蒋孝武，从此蒋经国讲了一句话：“我们蒋家不会有人接班。”这是“江南案”最大的影响。
环球人物杂志：那你怎么看待自己后来被美国法庭判刑？
张安乐：美国并不喜欢我，因为我会找媒体。我认识一个叫阿书的福州人，他自己本身没有吸毒，他身边有个叫小明的人在贩毒，但跟我无关。他们（美国当局）通过阿书找小明买了1公斤海洛因，还故意用广东话问阿书：“白老大（白狼，指张安乐）怎么说？”后来这个案子在庭上放录音带时断章取义，我说：“粉（毒品）最好不要碰。”翻成英文变成了“Powder is good.”（粉是好东西。）
张安乐（左）在美国监狱拿到学位。
张安乐（右）在美国监狱与狱友合影。两名狱友都是印第安复国运动成员。
非常佩服林毅夫
环球人物杂志：在美国的那段生活中，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
张安乐：和大陆留学生的交往。我选择去美国，一是因为听说大陆改革开放，开始派留学生去美国，所以就想去美国跟他们接触，我认为将来推动大陆改革的就是这些留学生。二是我也希望可以拿个学位，然后回大陆。以前列宁说过一句话，从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路是，莫斯科—北京—加尔各答—巴黎，这是乡村包围都市的意思。我觉得从台北到北京最近的距离是台北到美国，再到北京。我必须到美国的知名高等学府拿到一个学位，然后以留美学人的身份回到大陆。我蛮佩服林毅夫的，但我不是他，我没有那个条件。
在美国，我接触到的大陆留学生都穿着蓝色的人民装、黑色的布鞋。美国都是公路，他们去购物都要骑脚踏车（自行车），很不方便。一开始我提出开车载他们去购物，被他们婉拒，后来逐渐混熟了，他们也被我的诚意打动，会来问我要去哪里可不可以搭便车，一辆车不够，我就找其他同学帮忙，这样慢慢跟他们建立了交情。
环球人物杂志：所以你很早就决定去大陆发展？
张安乐：我关在美国的时候，跟我妈通电话。她问医生，能不能活到我儿子回来？我听了很难过。几年后，我健健康康回去，就把我妈接到大陆。这个决定是对的，她最安定、安详、幸福的是后来这十几年。没有烦恼，儿孙满堂。
环球人物杂志：在大陆期间，有哪些收获？
张安乐：第一，让我妈妈有个安详的晚年。第二，我把老家侄子、孙子辈带到深圳，有开书店、开洗衣店的，有在百货公司当经理的，都立足了。留在老家的，就供他们读大学，把老家亲戚的生活都改善了。今年是我妈三周年忌日，来了十几辆车，我问一个外孙女“车子够不够？”她说，我们别的不多，就是车多。我觉得蛮安慰的。
环球人物杂志：家人的境况怎样？
张安乐：两个儿子，一个在台北，一个在深圳，都很好。这边定下来后，我会两边来来去去，常去看看，但主要会住台北，因为我的事情要在台湾做。
环球人物杂志：你还有一个儿子据说是被其它帮派杀害了，而他去世时你都没能回到台湾，这件事对你来说应该是很大的遗憾。
张安乐：当然。他是遇到了冲突，不是被人故意挑衅。他的朋友先去惹事打了人家，被打的一伙人拿了刀下来，看我儿子走过来，冲过去正好一刀。
环球人物杂志：当年你的兄弟要为你儿子报仇，据说是你把他们拦了下来，为什么？
张安乐：不需要，人已经走了，而且并不是什么深仇大恨，在那种场合发生冲突，我反而要怪他的朋友先惹事。以做兄弟来讲，人家做得没错，我为什么要寻仇？怪就怪我儿子那个朋友。
013 年 6 月 29 日，张安乐返台。他双手上铐，拿着“中华统一促进党”的宣传材料。
“一国两制是台湾前途的最大保证”
经商取得成功，并没有让张安乐就此满足。200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60周年时，他创建的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正式成立，张安乐自任该党总裁。他说，“中华统一促进党”是目前在台湾既能深入基层各角落，又敢公开主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政党。
今年6月29日，张安乐又高调主动返台。由于仍遭通缉，在台北松山机场一落地，他便遭警方上铐带回讯问。穿着黑色唐装的张安乐非常配合警方行动，脸上带着笑容，经过大批记者面前，手里挥动着一本蓝色的小册子，上面印着醒目的标题“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由他一手成立的“中华统一促进党”动员千人到松山机场接机，警方出动上百名警察到场戒备。台北地检署召开侦查庭后，认定张安乐自行投案并告知居所，所涉案件不是重罪，且案发至今超过17年，因此让他以100万元新台币（约合20万人民币）保释，限制出境。
环球人物杂志：作为在大陆已经成功的人士，你又为什么想要回台湾？
张安乐：3年前的5月14日我母亲过世，办完后事后，我就想要回来。我本来以为回来很单纯，但中间出现各种复杂局面，一直拖到今年才拿到入台证。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返回台湾面临的局面，你有什么样的估计？做了哪些准备呢？
张安乐：当时估计有3种情况吧。第一种情况是，第一天侦讯完交保。第二种情况，闹这么大，检察官不关你两个月，也不好交代。第三种情况，如果碰到法官周占春（台湾亲绿阵营法官），没罪也有罪。但说实话没想到会是第一种情况。
环球人物杂志：离开台湾17年，回到台湾后会不会有一种“家乡成异乡”的感觉？
张安乐：不会，很多老朋友都在，两边都是我的家，深圳、上海是我的家，台湾也是我的家，家乡不会变异乡。
环球人物杂志：你觉得台湾有什么变化？
张安乐：应该变化不大，反而很有亲切感。我朋友说台北这么破旧，我说旧而不破，台北发展得早，不像深圳是个新的城市。深圳市容比台北漂亮，马路很宽。我在飞机上的时候，知道马上要戴手铐了，往下能看到基隆河、淡水河，我小时候住大龙峒，觉得很亲切。从松山机场押出来的时候，上了手铐，在囚车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走出去，但看着两边的台湾街道，就很亲切。
环球人物杂志：你说回到台湾之后，他们无非给你扣上两顶帽子，黑帽子和红帽子，这两顶帽子具体指什么，你怎么看？
张安乐：黑帽子就是竹联帮。但我去美国以后基本上就已经脱离了，后来为什么又会牵扯进去？因为“江南案”。“江南案”我觉得我没有错，我也付出10年代价了。“一日香火缘，终生兄弟情”，竹联帮背景，我不否认，兄弟情还在，但所谓帮派的活动也好、赌场也好，都没有！所以黑帽子我不怕。
红帽子是民进党一定要这样给我戴，说我是什么中国派来的特使。如果民进党不戴我帽子，就不叫民进党，壹传媒不戴我帽子，就不叫壹周刊。
环球人物杂志：你从什么时候萌生了推动两岸统一的想法？
张安乐：从小就希望统一。小时候就从父母那里知道大陆的事情，可是又离自己很遥远，好像很亲切，又很陌生。而且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活活泼泼的好学生”，这样的话随处可见。我们是这样长大的，难道会不想统一吗？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赞成“一国两制”？
张安乐：1997年香港回归那天，我去了。当时香港人把回归称为九七大限，很害怕。可是经过这十几年，不管怎么讲，大陆基本上信守了“一国两制”的承诺。香港人抗议说到现在都没有普选，可英国人在的时候，香港人从来不敢要求普选，立法局议员都是指定的。伦敦派英国人当总督，绝对不会让香港人当总督。
环球人物杂志：你应该知道“一国两制”在台湾没有市场，你能怎么推动它？
张安乐：我知道没有市场，但“一国两制”是台湾前途最大的保证。台湾有两个主流民意，一个是独立“建国”，但“台独”一定引发战争，这大家都知道。有人说有美国人保护，其实没有美国人还好，战争很快就结束了，就像当年施琅跟郑克塽在澎湖一战，台湾老百姓没有受损失。但只要有美国人介入，就像100年前的日俄战争，打仗的是日本人和俄国人，但死的中国人最多，因为战场在中国。战场如果在台湾，两边打起来，台湾就要被夷为平地。所以“台独”是一颗不定时炸弹，最可怕的后果是引起中美的战争。
另一个主流民意是“不统不独”。但我要问，能拖多久？两岸势必要统一，100年、1000年，统一是终极目标，是一定要做的。大陆军力一旦能和美国互相抗衡，就是两岸要摊牌的时候。这很快，30年前我们去大陆，老百姓过的是什么生活？现在它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到时候台湾的筹码在哪里？没有筹码嘛！趁现在有筹码，大陆对我们释放出善意的时候，为什么不把握住？谈判是很冗长的过程，可以坐下来谈，在“一国两制”框架底下，为台湾争取最大利益。
我一直认为两岸的命运掌握在大陆，解决两岸问题的钥匙是北京。台湾很好，但毕竟是个马车，一辆马车要带动一列火车，很难，但一个很好的机车头带十几个车厢都没问题。
今天的政党拿到执政权最重要，老百姓利益不能说不管，但是放第二位的
环球人物杂志：读大学的时候你读的是历史专业，这跟你的家庭熏陶有关系吗？
张安乐：当时台湾大学联考是先填志愿，我第一个报的是台大历史系。家庭的关系是有的。从小母亲就给我讲历史故事。她当年在北京念大学，中文系的，那时文史不分家，我小时候的儿童读物都是讲历史故事。
环球人物杂志：读历史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张安乐：历史可以扩大我们的视野。比方说现在大陆的问题很多，我们把大陆比喻成一个美女，像郎咸平这样的微观经济学者把她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就发现这个美女脸上坑坑洼洼的，身上一个洞又一个洞。但我从历史宏观角度看，大陆在进步，虽然问题很多，但在逐步解决。因为我是学历史的，所以我对中国大陆的未来乐观。
环球人物杂志：哪些历史人物对你产生过影响？
张安乐：不敢讲哪些，太多了，比方北宋理学家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现在是为万世开太平。
环球人物杂志：你的格局很大？
张安乐：儒墨道法4种思想对我都有影响。道家让我亲生死，人生一百年，就像我们住宾馆一样，时间到了就要走人了，看得开，就是这样子。墨家教我们行侠仗义，但你不亲生死，就无法行侠仗义。儒家教我们待人接物，因为行侠仗义太粗野了。法家教我们认识政治现实，比如它讲的，国君跟臣子的想法不一样，国君想的是国家整体的利益，因为国家是他的；臣子想的是个人利益，他觉得国家是你的，不是我的。最好的例子是当年蒋家在大陆，蒋家不会贪污，因为天下是他的，但他两个亲戚孔家和宋家的想法就不一样，你在位，我不把荷包捞饱怎么办？在大陆，在美国，在台湾，都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官员才不管你国家利益，他要的是业绩、业绩、业绩。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碰到挫折就无所谓了。
顾炎武那句话也很有道理：“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又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换今天的话来讲，宋朝的臣子只想怎么保住大宋朝，明朝的臣子只想保大明朝，可是对苍生来讲，这都不是最主要的。那么苍生的利益谁来想呢？这就是匹夫的责任。今天的政党拿到执政权最重要，老百姓的利益不能说不管，但是放第二位的。民进党和国民党都有选举的包袱，即使有人认为两岸和平统一比较好，他也不敢讲，怕影响选票。连战主席在大陆讲，我们要求同存异，同就是“一国”，异就是“两制”，但他不能讲“一国两制”，因为一讲，炮火就来了。但我是匹夫，没有包袱，我可以讲这个话。
环球人物杂志：你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人说你不安分，也有人说你身上有一种侠义之气，你喜欢被当做“大侠”吗？
张安乐：怎么定义我？就三个字：中国人。我做一个中国人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