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对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重创韩国经济应该仍记忆犹新，当时韩国股汇市崩盘、许多大型企业与银行纷纷倒闭，韩国政府不得已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举债500多亿美元，韩国民众为了挽救国家困境，还纷纷捐献家中的金项鍊与首饰等。说这场金融风暴是韩国战后经济史上最为严重的“国难”，一点也不为过。然而“国难”后的15年，韩国的表现却是令全世界刮目相看——2012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eal GDP per capita）为2万3021美元，是1998年谷底时的三倍。

早在2005年，韩国便被高盛投资公司看好为下一个重要经济增长据点之一，与其他10个开发中国家并列为“未来11”（Next 11） ，2011年再与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并列为“迷雾四国”（MIST）。这是继金砖四国后，下一个具成长潜力的四国组合。2012年韩国政府更高调宣布该国已进入所谓的“20-50俱乐部”，“20-50”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万美元与总人口数达5000万以上，目前除韩国外，全球仅有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与日本符合进入“20-50俱乐部”的资格。

除了这些生硬的经济数据外，最让一般人印象深刻的应该是韩国资讯与通讯商品在全球市场上异军突起，目前韩国三星的市占率已与美国的苹果产品不相上下。而流行音乐、文化与电视剧等也已深入各主要亚洲国家，甚至连欧美近年也感受到了这股“韩流”来袭。何以韩国能在短短15年内，从遭遇“国难”到现在的发光发热？仔细探究可发现，韩国近年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其财阀的扩张以及中国这个重要的世界工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财阀扩张下的经济增长模式

财阀在韩国的战后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从早期的轻工业、重工业到现代的高科技产业与服务业，这些由少数家族组成的财阀，在政府的协助下，带领国家经历工业化与产业升级，是韩国经济奇迹的领航者。在亚洲金融风暴后，这些财阀在韩国经济的重要性有增无减。例如过去15年间，出口占韩国GDP比率增长了近两倍，但是韩国80%以上的出口是由前30家大企业所贡献的，尤其光是三星企业的出口更占了全国总出口的近三分之一，但在1987年时，这个比率仅有13%。除此之外，前10大财阀的销售额也占韩国GDP的80%，而2002年时，该比率仅有64%。

财阀的高出口比率与其对外投资的增长有着正向关系。韩国实际对外投资金额从2000年的53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12年的232亿美元。2012年财阀的对外投资占韩国总对外投资的83%，而中小企业仅为17%，但在2000年时，财阀的对外投资仅占全国总对外投资约一半。善用邻近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使得这些财阀企业得以降低生产成本，并维持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将劳力密集的产业外移至其他开发中国家，也有助于企业内部的产业升级。麦肯锡顾问公司于2013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1995年到2010年间，财阀企业的生产力平均每年以9%左右的速度增长。同一时间，韩国企业将这些较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到其投资设厂的国家，并进行组装，带动了韩国工业产品的出口。

在韩国企业对外投资并带动工业产品出口的模式中，中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国是韩国制造业最主要的投资地，尤其是在2002年到2006年间，韩国制造业的对外投资有52%到65%便是投资在中国。同时间，中国占韩国出口比率也迅速窜升，自2005年开始，中国便超越美国成为韩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大量出口到中国也使得韩国得以自1998年以来，除了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期间，均能维持贸易顺差。

韩国出口至中国的项目以机械设备与精密仪器为主，自中国进口则以农产食品与消费品为主。值得注意的是，近年韩国资讯与通讯产品在全球市场不断扩张，中国这块重要生产基地功不可没，这可由韩国绝大部分的资讯与通讯产品零件出口到中国看得出来，而韩国自国外进口的资讯与通讯成品，如手机与平板电脑等，也以中国生产为进口大宗。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从1月至3月的7.7%放缓至同比增长7.5%，这与最近几个月中国经济学家的预测是一致的。 但2013年初，国内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还很乐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一直呈现周期性特征。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后，中国随即出台了4万亿人民币（65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经济迅速反弹，年化增长率于2010年第一季度飙升至12.1%。

为了遏制房地产泡沫和预防通胀上升，中国人民银行于2010年1月收紧了货币政策。然后，为了应对由此造成的经济增长动力的丧失，人行于2011年11月放宽货币政策。多数人认为快速增长的局面会很快重现，但反弹却直到2012年第四季度才出现。更糟的是，经济增长不仅没有重拾升势，反而在2013年第二季度再次下降，导致所有预测机构争相调低对中国全年增长的预测。

当然，如果中国政府要的话，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仍可超过8%。但是，中国新任领导人不愿以牺牲被拖延太久的结构调整为代价来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政府似乎设定了经济增长下限，只要未触及下限，就不会推出财政或货币刺激政策。

但新领导层不愿干预来刺激经济增长只是中国目前经济放缓的部分因素。中国已出现某些根本性的变化，削弱了政府对经济的刺激能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今年第一季度的年化增长率远低于近30年的平均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同比增长却在2月上升至十个月以来的最高点3.2% ，而房价也一直上扬。

经济周期扩张阶段的经济增长放缓和高通胀（与之前的经济周期相比）反映了重要的宏观经济变化。多年来，中国反映通胀和失业间反比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都相当平缓。也就是说，当政府采用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时，不必过于担心价格的波动。

然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菲利普斯曲线从2010年起已开始循环移动。今天，要实现设定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相应的通胀率要远高于过去二十年。换句话说，通胀——尤其是房价通胀——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许多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导致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左移。首先，人口和社会变化导致生产边际工资成本和最低工资水平显著上升。其次，随着对环境问题的担忧越来越普遍，企业，特别是有新建成生产设备的企业，开支也急剧上升。

第三，毫无节制的资源开采使得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飙升。

第四，中国各地的房地产开发热也继续推动土地价格迭创新高。

第五，经过几十年的赶超型增长，中国在许多领域正走向技术前沿，后发优势也在逐渐消失，这意味着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率也在递减。总之，中国微观经济基础的变化及其经济结构的弱点，意味着经济增长必须以高通胀的形式付出更高的代价，来换取一定幅度的GDP增长。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领导人是否会为了维持超过8%的年增长而容忍通胀高企。答案似乎是否定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增长进入了新的时期。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增长率超过8%的时代已经过去。经过三十年的惊人增长，中国经济列车需要放缓以便进行维修，这样它才能重回快车道，重新加速。

但没有人应该认为中国经济就快崩溃。中国不止一次面临更糟的状况，但每次都挺了过来。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显示这次会有什么不同。

作者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