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游鱼
钱容易分派，心很难改变。如果心态根本没有改变，也就不是什么弃旧立新了。
慢改，因为理念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改变过程的参与者，都需要时间去调整和适应。
我们往往以为自己已经做好准备，或者已经改变了，但常常只是在慢改的开端而已。
总理李显龙上个星期天发表了他的第九次国庆群众大会演讲，之后舆论围绕着医药保障、新购组屋的支付能力，以及小六会考和小一报名进行讨论，也对这三方面仍待公布的细节提出各方的期望。当然，引起讨论的还有樟宜机场的另一番盛景。但如果这次演讲是九年来李显龙政府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一次，值得留意的是演讲中一些关键词。
根据英文稿翻译出来的是：前进新路径（New Way Forward）、国家建设中的战略调整（strategic shift in our approach to nation building）。在英文稿中，多次提到的shift，记者都理解为政策改变；根据总理的华语演讲总结部分，用词是：“治国的方式和理念必须弃旧立新”。“根据新理念，重新制定民生政策”。
因此，这次群众大会演讲的重要意涵，不是政策上的改变——不纯粹是购买医疗保险要支付多少保费、组屋购买者可以得到多少数额的津贴，也不是家长和孩子要怎样调适应对新的中一收生原则。谈“理念”，来到了精神和意识形态的层次。这在较长于谈技术和政策层面的行动党政府之中，并不多见。而长期接受行动党政府治理，并在这样的治理下成长的民众，自然也被培养成从政策上，甚至是从自己在政策中所得到的利益，去接收信息，或甚至去衡量得失。
理念本虚，更不容易把握。何况总理上台将近十年，才这么明确决然指出“治国的方式和理念必须弃旧立新”，很难不被看成是2011年大选和两次补选后痛定思痛的结果。行动党的新理念，往往也因此被看作是反对党之力了。
事实是否如此？工人党有议员在国庆群众大会演讲之后，即在社交媒体上追溯总理谈到的某项政策改变是他们先前所提过的。而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星期五在新加坡医学专科学院颁予名誉院士荣衔晚宴上发表演讲时，则为总理的“前进新路径”做了重要的注脚，提出政府在2007年开始实行就业入息补贴计划时，社会政策就开始倾斜，今天的改变并非骤然而至。他解释新加坡作为城市国家存在贫富距离的一些“先天”原因，以及社会、教育与就业结构转变致使贫富差距加大，重申政府接下来将更着力照顾为新加坡开天辟地的老一代人，对那些愿意自力更生的新加坡人也将再助一臂之力。
不能不说的是，近十年来新加坡社会所发生的变化，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外在因素的变化、科技的推动。但是行动党政府将自己看作新加坡长期监护者，自李显龙总理上台以来，确实在社会发展到不同阶段时，也提出一些检讨社会构造、改变社会性格的观念，例如这几年使用频率最高的“包容性”；在教育上强调“群峰连绵”，改变“成功”必然是学而优的狭隘定义，并且更尊重人的价值，让小学分流制度在2008年走入历史。同是2008年，修改宪法，扩大政府可动用的储备金净投资收益的定义，为政府投入更多资源支持社会政策铺路。
那么，如果改变原来就已经在发生，群众大会演讲中所要摒弃的治国旧方式和理念是什么？这在演讲中并没有说明。谈到的是“新思路”和“新理念”。2013年国庆群众大会上，总理在工艺教育学院宣布的战略性调整，指的应该是个人、民间和政府各自所需承担的责任分配有所调整。用他的原话，就是：“原本由个人承担的一些生活担子，现在由国家承担得更多，或者由民间团体分担”。体现在医疗、住房、交通方面，就是买单的时候政府将支付更多。
“新的战略方向将带领我们走向一条新的道路”，并且，总理明言那是一条不归路。之所以是不归路，可以从民众听后期望越来越高，希望政府买单买得多来看出。政府应该更多承担是实，但人性是自己习惯承担得少之后，只会要求自己承担越来越少，要求国家承担越来越多也是实。因而尚达曼说，关键不在政府做多少、付多少，而是政府做什么，怎么做。那才真正决定新加坡是否成功发展成一个更好的社会。
这理应是个慢改的过程，因为中间必然还有许多细节需要再聆听与斟酌。如果行动党的这个改变过于迅速，不得不让人担心走向民粹。钱容易分派，心很难改变。如果心态根本没有改变，也就不是什么弃旧立新了。
慢改，因为理念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改变过程的参与者，都需要时间去调整和适应。我们往往以为自己已经做好准备，或者已经改变了，但常常只是在慢改的开端而已。
国庆群众大会上，总理表扬奋发的学生，不论是之前属于EM3的林志祥、阿莫穆哈玛，或者是克服失明障碍的杨诗翎博士，总理提到他们时，为他们的努力和成果感动。而观众之为他们鼓掌，仍然是听说他们经历一段曲折道路后，回到教育的主流，考入国大或理工学院，甚至得到博士学位，有一种没有说出来的“好厉害”的赞叹。
在人们的观念中，最后肯定一个人的价值的，往往还是因为他能够把书读好，根深蒂固的观念恐怕还是读书高。当然，相信举这样的例子，是因为切合主题，说明教育制度并没有排斥他们。并且，他们之所以成为榜样，也因为像他们这样的例子确实不多。
不过，当新加坡社会愈加成熟，人们的观念逐渐改变，在这个慢改的过程中，或许有一天我们再不需要特别举出这些从普通学术源流的学生最终被纳入教育主流的例子。社会自然珍惜他们，但是这个社会所珍惜和赞颂的，还包括许许多多考上或没考上大学或理工学院，但却顶天立地、安分守己，有社会责任心的普通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