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近日指出，资金“堰塞湖”和企业“堰塞湖”成为悬在中国经济社会上的两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原本充裕的资金、大量的中小企业分别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动能，但由于资金找不到企业、企业找不到资金而酝酿着巨大的经济金融风险。
他认为，解决这一难题的最重要手段是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而未来多层次资本市场框架大致的蓝图应为由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市场和区域性股权市场和券商柜台市场组成了体系。
以下为全文：
下面我想简单谈谈对两个问题的体会，一是中国经济处在怎样的发展阶段，二是资本市场应该怎样服务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以及资本市场下一步改革发展的重点领域。
中国奇迹源于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中实现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目力所及的任何产品，电视、冰箱、洗衣机、汽车，等等，我们的产量都是全球第一。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汽车，20年以前，我出国留学的时候，当时对中国人来说，拥有一辆汽车是不可企及的梦想，但是我们刚到美国读书的地方非常寒冷，也非常偏僻，到哪里去都需要开车。结果没想到还真是很快买了一辆车，而且只花了50美元，怎么回事呢？一位美国教授想扔掉他的旧车，找一个拖车公司需要花50块钱，他就给学生们发了个邮件，说谁给他50块钱就可以把车拿走，我第一个去，就买到了这辆车，有点老，克莱斯勒，修了150块钱，还不错，开了两三年。
今年我有机会去了一趟贵州，发现发现贵阳街头堵车堵得不行，满街全是新车，中国人不买二手车。非常感慨，一个边陲城市，当然现在也是大城市了，都开始摇号、限号，这个变化是不可思议。我想这个变化的背后最核心的推手还是市场化，我们从农业市场化包产到户开始，扩展到轻工业、重工业，每一轮市场化都释放了无限的潜力。农业市场化的结果是，30年以前我们大都吃不太饱饭，今天的中国恨不得有一半人在想着怎么减肥，同样一片土地，市场化进程带来的变化是不可思议的。
未来增长新动力来自进一步市场化
但是，30年之后的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增速放缓成为一个新的挑战。我们的GDP增速从2010年的12%一路下降，到今年大概是7.5%—7.6%。速度放缓是必然的，就像每个人的生命周期一样，年轻的时候火力比较壮，到了中年以后就需要多加注意了。但中国经济需要保持一定的速度，最近厉以宁老师出了一本新书《中国经济的双重转型》，讲到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同时也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世界上分别经历这样两个转型的国家很多，但是同时转型的可能只有中国一个，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再加上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高度的社会、地理和文化的多元性等因素，没有一定的增长和速度可能很难满足社会各种需求和保持稳定的。但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化地保增长，一个是印钱，这个方法的弊端是有可能带来通胀，一个是大规模刺激计划，会带来巨大的后遗症，延缓转型，这个大家都有共识。所以，中国经济的政策目标，要在三个方向找到平衡，即保增长、抑通胀、促转型。
最好的办法，是能够兼顾三者，就是中央提出来的方针政策，拒绝短期经济刺激计划，构建统一规范的市场体系，消除壁垒，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也就是说，改革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市场化的步伐将迈向新的领域，教育、医疗、土地，尤其是金融，释放出新的生产力，为走入瓶颈期的中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当然改革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效果，同时，改革也需要设计深层次的激励机制，让改革变成可持续，当然这些是下一步需要推进的任务。
中国经济的关键十年
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展望来看，2010-2020年之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间。2010年的时候，我们曾做过一个匡算，当时中国人均GDP是4300美元，如果按照十二五规划最低的要求，每年7%的增长速度，加上人民币一定的升值预期，中国经济在2020年有望达到人均一万美元。这两个数字都是非常有标志性的，因为人均三四千美元在国际上通常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的门槛，人均一万美元意味着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同时中国经济的总量有望赶上和超越美国。
阿根廷是个著名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1913年的阿根廷，人均GDP和美国相当，都是大致4000美元左右，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序列，同属于当时的发达国家，而且这个国家资源丰富，人均耕地面积是美国的2.7倍，一百年下来，美国人均GDP是四万八千美元，至今未能完全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阿根廷仍是南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近日，阿根廷通胀率又飙升到了25%，货币加速贬值，阿根廷人举国上下在忙着兑换美元，囤积货物。
而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会是什么情况？往往社会将更加富足，社会的缓冲区将更深，社会承受力将更大，社会也会生长出很多新的机制，如自我和解。例如，马来西亚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了20多年，去年年底人均GDP达到10240美元。今年，这个算是刚刚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接受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挑战，经历了史上最激烈的大选，华人支持的反对党和马来人为主的执政党为选举的公正性剑拔弩张，吉隆坡街头游行示威接连不断，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流血事件的两大民族再一次陷入了严重的对峙，但两周以后悄然和解。
中国社会近年有不少城管驱赶小贩、小贩拔刀相向的不幸事件，看了不少跟踪报道，非常感慨。小贩大都是社会最底层，而城管其实也是社会最底层，大家狭路相逢，分外眼红。我们好像很少听到一个煤老板跑过去把另外一个煤老板捅死了，为什么？他要失去的太多了。当然，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不能简单地套用到每个国家，我们更不能以单个经济学指标来衡量社会的发展水平。但总体来说，同等人均GDP的国家和地区的形态还是比较相似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也是观察了几十个国家的经验教训而得到的规律，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所以我想中国经济的这一个十年，是一个关乎中国崛起的关键十年，如果我们能够在这十年推进改革，保持稳定，保持增长，我们有望在2020年前后超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尽管此后仍然会出现新的挑战，但中国社会将有机会进入一个新的形态和发展阶段。
我们应加快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步伐，为中国顺利跨越这关键的十年提供动力和保障。
华尔街唱空中国折射我国金融结构失衡
这十年中当然我们也会不断遇到挑战。大家都知道，近年来华尔街唱空中国的声音此起彼伏。对此我们应该抱有非常客观和理性的态度，首先要正视这些言论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但同时也不必惊慌。从1998年的中国崩溃论开始，这些论调我们已经听到过不少，近年来更是几乎每年一次甚至两次。而要使这些唱空的论调真正落空，唯一的办法是要推进改革，解决问题。当然，解决了一些问题，还会不断有新的问题冒出来，这也是必然的，因为你要前进，就会有新的挑战，就像你爬山，越往上，越疲劳，空气也越稀薄，但离目标也越来越近了。
本轮唱空中国的矛头指向了五个方面，第一是房地产泡沫、第二是政府融资平台，第三是潜在不良贷款，第四影子银行，第五是企业高负债。这五个问题也是中国社会在过去半年中广泛讨论的五个问题，我们发现这些问题有两个特点，第一它们相互关联、相互缠绕，第二它们都指向了中国金融体系的最大弊病：结构失衡。
化解中国经济金融风险的根本出路在于调整金融结构
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研究，研究了各个主要国家的金融结构情况，结果很不容乐观。过去20年中，全球的主要国家，就是G20这些国家，一类是发达国家，一类是发展中国家，其中发达国家的直接融资比重，就是广义口径的，包括国债、公司债、股票，从20年以前的60%左右现在已经增长到70%，其中美国最高，82%。即便原来传统的商业银行为主导的日本和德国也达到了70%多。而发展中国家从20年以前的40%左右一路上升今天已经达到平均66%，而我们今天是42%。当然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应该跟它的发展阶段、金融社会形态相匹配，无论怎么讲，我们直接融资的比例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人均GDP比我们低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像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更加不乐观的是，过去5、6年中，我们发现直接融资比重在一路下降。这里有一个客观因素，比如中国股市泡沫06、07年达到顶峰以后走上下行的通道。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有一个08年金融危机，所以我们有四万亿的刺激计划，也是客观情况，同时银行跟贷了十几万亿，进一步膨胀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我想这么一个趋势，如果延续下去，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的风险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会使得中国的金融资源越来越多地通过相对非市场化、或者相对行政化的资源配置方式进行配置，对中国经济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对银行本身来说，更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因此，化解中国经济金融风险的根本出路在于调整金融结构。我们金融改革的首要目标，是要推动我国的金融结构在未来3-5年或者5-10年之间发生根本性、趋势性的变化。
打通两个“堰塞湖”，释放新的生产力
那么，我们有没有机会呢？我想应该是很有机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以前没有的条件，就是中国社会现在比较有钱。中国人均GDP在1979-2009年的30年中的增长倍数是178倍，但与人均储蓄增长的倍数一比，就显得不是那么起眼了，为什么？中国人均储蓄在这30年的增长倍数是1619倍。所以，中国社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某种意义上讲，财富的积累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这么多资金，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找不到出路，找不到良好的投资渠道，就变成中国社会著名的资金堰塞湖。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还有一个非常奇异的现象，就是中国的中小企业数量众多，找不到出路，变成了企业堰塞湖，证监会门口排队等着上市的公司曾经达到了800家，这还没让人来呢，光中关村科技园区达到上市标准的企业就有一千家之多。有一次领导带我们去调研三板的时候，讲了一段话非常深刻，说美国的企业最后有多少上市公司呢？美国纳斯达克是2000多家，纽交所3000多家，一共5000多家，其中40%是国际的，60%是本国的，也就是说美国经济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发展到最后也就3000多家上市公司。中国将来会有多少家上市公司呢？中国人多，企业也多，中小企业1400万家。假设经过若干年后，我们将来是美国的3倍，有一万个上市公司，那么中国还剩多少中小企业？还剩1399万家。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大的概念，这就是中国经济大致的图谱。尽管并不是这所有的企业都会去上市，但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需要与资本市场结合并完善治理结构，加快成长壮大，而中国社会大量的富余资金，也迫切需要投资于这些企业，分享中国经济的成长。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根本原因。
我们也做了一些国际比较，说别的国家在类似的阶段怎么解决企业堰塞湖或IPO堰塞湖的问题？一研究，别的国家这个问题好像不那么严重。同为金砖四国，巴西很多人可能天天在跳桑巴舞，俄罗斯很多人在喝酒，所以不太一样，当然他们也有很多人非常努力，但总体来说，中国人似乎更勤奋一些，喜欢创业，喜欢办公司。我们平常开会碰到的企业家递过来的名片，很多都印着差不多10个公司，反面还有10个。
我想这两个堰塞湖的问题怎么解决？它们分别都是非常难得的，都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动力。大量的财富很宝贵，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曾经非常穷。大量的企业资源也很宝贵，全球所有主要交易所都到中国来挖上市资源，最近我们听到故事是波兰的华沙交易所不远万里到中国来拉了一个公司到他们那里去上市，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因为我们金融市场 不发达，资本市场不发达，使得这两大宝贵的资源都变成了巨大的风险，变成了悬在中国社会头上的两把达摩克里斯之剑。
新三板和四板
唯一办法就是打通两个堰塞湖，而打通的办法就是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的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我们未来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框架，大致的蓝图或顶层设计应该是这个样子，上面是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市场，底下是区域性股权市场和券商柜台市场。
新三板和四板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都注意到，新三板正在如火如荼的推进，将扩展到全国，面向所有中小企业。而四板也在各个地方逐步发展起来。我们观察下来，四板在两类地区推进得比较快，一类很明显，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像北京、广东、江苏这些地方，它有这个需求，很多企业成长有这个需求。另一类，也很明显，就是我们证监会领导出去做了省长的，比较重视，推进得比较快，像山东、浙江，因为他们了解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了解PE、VC行业的重要性，也了解资本市场的威力。在这几个层次之下的，是上万家PE、VC机构，还有越来越多的天使投资者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股权融资。
债券市场和信贷资产证券化
与股权市场配套的是债券市场，我们的债券市场不如股票市场发达，而以美国为代表的成熟市场，债券市场的规模差不多是股票市场的两倍。我们有两个债券市场，一个是交易所债券市场，一个是银行间债券市场，都需要发展壮大，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应推动监管和准入标准的统一，还要扩大私募债的发行和场外交易。中国资本市场搞了20多年，基本上就是公募和场内，下一步私募和场外是发展的重要方面，当然，公募和场内市场也要继续加快发展。
同时我们还需要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产品，尤其是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我们知道，调整金融结构需要两手抓，一手是增分子，发展资本市场；另一手是削分母，将银行信贷资产进行证券化。因此，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对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盘活银行存量资产、降低金融体系风险有重大意义。
擅用资本之手，助推关键十年
在中国经济的关键十年，资本市场与中国经济社会的结合点在于四个方面，一是前面提到的化解经济金融风险，二是推动经济转型，三是改善民生，四是帮助中国经济走出去。
发展战略新兴产业，需要依靠市场的力量
资本市场怎样服务于经济转型？资本市场首先要做的就是支持科技创新。在追赶战略新兴产业的努力中，我们又经历了一轮光伏产业的热潮，过去几年我们到各地参加会议或调研，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不在推动光伏产业发展，而今天中国的光伏产业60%亏损，亏损面还在扩大。这再次提醒我们，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推动经济转型，还是需要依靠市场的力量。
我们理解经济转型不是跳高运动，你跳过去就转成了，它是一个永远不断的渐进过程，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也面临来自欧洲、日本的挑战，也需要不断地转型。八十年代美国发展了PC，九十年代发展了互联网，2000年后发展了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这些创新的背后实际上都是依靠了VC、PE、资本市场和各种跟创新相关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结合。相反，日本80年代搞过大规模的高科技振兴计划，最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也使日本经济超越美国的雄心就此搁浅，衰退了20年。
资本市场将成为并购的主渠道
资本市场应该成为产业并购的主战场、主渠道。近年来，我们的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2009年出现在发改委产能过剩的名单上的传统产业是21个，经过了几年的整顿，变成了19个。好不容易少了两个，又增加了两个，光伏和风电，我们的新兴产业还没长大，已经过剩。
去产能的关键靠并购，而且主要应靠资本市场的平台，它相对市场化，还有多种并购工具可以使用。美国在类似的重工业化阶段，美国钢铁集团前后并购了700多家钢铁公司，标准石油收购了400多家炼油厂，实现了产业的整合。我们的经济体中有大量的低端产能，而且不断扩张，带来的问题除了经济增长质量低下，还有“雾霾下的中国”。过去若干年，我们的并购活动一直不活跃，和我们地方政府GDP业绩导向是高度相关的。近期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有报道说某些地方采用简单粗暴行政化的手段去产能，具体做法是将高炉集中炸毁，这不仅是一种严重的社会浪费，带来的就业问题也不小。真正的出路是通过市场化的并购，能消化的产能尽量消化，能升级的产业尽量升级，能转岗的员工尽量转岗。确是需要裁员的，要做好培训和再就业的工作，这方面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做好社会救济，这叫“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近期，我们的雾霾问题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大江南北，无能幸免。怎么解决？最根本的出路还是靠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靠市场化的并购。
中小微企业成长应更多依托直接融资渠道
还有一个结合点是中小微企业的发展。资料表明，中小微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超过了50%的税收、60%的GDP、70%的创新和80%的就业。我们最近调研，发现中小微企业有五大困难，其中第二大就是融资。我们一方面要大力推动银行向中小微企业倾斜，但是银行的金融属性跟中小微企业不太匹配.中小微企业成长了1000倍，银行还是拿这么点利息，出了问题，银行就是不良贷款，要是一个民营企业，行长可能还要被查一遍，风险收益不对称。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推动银行向他们倾斜，但是根本的出路在于发展直接融资体系，尤其是资本市场、VC、PE，他们与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定价市场化、服务多层次。同时，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也是相互促进的。很多中小企业上市了或挂牌了，银行更敢于给他们贷款。为什么？因为上市或挂牌的过程是个增信的过程，中小企业有了监管，有了社会的监督，信息披露更加透明，银行更放心了。
城镇化融资和地方债务问题的出路是市政债
另外一个全社会比较热衷于讨论的话题是城镇化。对于中国的城镇化率，大家的看法不一，但不论是20个还是40个百分点的空间可以提高，一个百分点对应着一万亿的基础设施的融资需求，怎么解决这些融资需求？我们知道靠卖地难以为继，靠税收远远不够。而地方融资平台问题重重，不同来源的资金混合使用，资金来源和用途不匹配，举债没有约束机制，还债没有压力。正确的答案有两个，第一，推动市政债，为地方政府提供一个市场化的融资机制，也增强对于各个地方政府的约束；第二推动企业资产证券化。
中国经济走出去亟需强大的金融服务
今天在座有很多金融机构，中国经济的国际化需要大量的金融服务，中国的企业走到国际市场，需要搜集信息，需要知道怎么定价，需要和国际对手进行谈判。中国经济国际化的程度已经很高，每年有上万家企业试图参与国外的并购，但做成的大概只有几百家，为什么？因为严重缺乏金融服务，他们到了海外很多都是“两眼一抹黑”。所以也希望在座的金融机构在这方面能有更多的努力，服务于中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也有机会成长为中国的高盛和美林，成为真正的国际投行。
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重点领域
未来，推动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有五个重要举措。
首先是前面讲到的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将为中国经济中多元化的主体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注册制的本质是股票发行过程更加制度化、透明化和可预测
第二是简政放权，推动股票注册制改革。2008年，中国证监会曾和世界银行共同对中国资本市场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并出版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在国际比较中，我们发现全球所有主要的交易所的股票发行制度都是注册制，仅有的两个例外，一个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是深圳证券交易所。
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个标志性的事件，它的本质是股票发行过程更加制度化、透明化和可预测。注册制改革本质上也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再调整。随着监管部门的简政放权，市场的自我调节和供需的自我平衡机制也将尽快建立起来。世界上一些新兴市场经历过类似的改革，例如印度和我国台湾市场，都经历了一个从管制到放松的过程，与此同时，相关的市场环境也需要不断完善，配套改进。市场逐步更加理性化，机构投资者更加发育，中介机构更多承担责任，投资者保护更加强化，市场的惩戒机制更加完善，等等。
刚才有一位业界的同志说，希望PE的监管放到证监会后要适度监管。我想过去的若干年中，证监会不断地在向市场化方向推进，我们也相信在肖主席的带领下，一定会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我们也欢迎大家更多的批评和监督。
动员长期资金参与资本市场
第三还是要大力发展各类机构投资者，推动养老体系改革与资本市场发展良性互动，这是全世界发展的旁边规律。一些市场人士担心注册制后市场会不会供给失衡。一方面，随着放松管制，市场的自我平衡机制会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快各类机构投资者尤其是长期机构投资者的建设，动员长期资金参与资本市场。就像前面提到，中国社会现在有大量的富余财富，各类存款已逾百万亿元，个人存款接近50万亿元，注册制的改革和资本市场新鲜血液的注入，会激活和动员这些长期资金参与资本市场，分享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也将为市场的长期稳健发展提供支撑，而这一对接过程，客观上也能加快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
建设中国版的401(k)计划，养老金参与资本市场
与此高度相关的问题是养老体系的改革与资本市场的互动。去年以来，社会广泛关注养老体系改革，各种方案据说有上百个。不管是怎样的改革方案，其重点应该是两个：一、建立真正的第二支柱，也就是中国版的401(k)计划；二是养老金要参与资本市场，通过投资保值增值，实现自我生长。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在过去十年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证明了国际通行的基本的、科学的投资管理方法在我们国家也是可以成功的，当然，实践中我们也需要根据中国国情做一定的调整。美国的401（k）养老金计划过去的20多年中平均实现了6%的年回报率，我们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过去十年平均实现了8%的年回报率。
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重要？背景就是我们的养老体系面临巨大的挑战。前段时间看见微博上有一句话，说我们全国的养老金还有1.5年就不够了，至于这个判断是不是正确，我们不去评论，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很多省去年和今年已经亏空了。按照目前的基本养老金的体制，大概在2050年前后，我们的缺口大致在几十万亿，不同的机构测算不一样，但是基本上差不太多。欧债危机中有一个国家因为养老金破产而陷入困境，这个国家叫希腊，这些历史和现实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调整缴费结构，做实第二支柱
正确的解决方法还是要尊重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建立起国际通行的第一支柱、第二支柱加上第三支柱的养老体系，为此需要研究调整我们现有养老金缴费的结构，并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与美国401(k)计划类似的第二支柱。
三个支柱中，第一支柱提供基本的最底线的保障。第二支柱是每个人在工作阶段每个月不断积累，国家提供一定的税收优惠，激励企业每月也匹配一定比例的资金，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资金一定要参与投资，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才能不断累积，不断生长，并使之成长为养老金体系的核心支柱，以确保社会的养老安全。第三支柱是个人自愿购买的商业化的养老产品，作为补充。
我们现行的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金规模为2.5万亿人民币，基本上属于第一支柱的范畴，也基本上不参与投资。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规模为0.53万亿人民币，两者的比例为82%：18%，而第三支柱基本不存在。而美国的第一支柱公共养老金规模为2.7万亿美元，第二支柱职业养老金（401(k)计划即属于这一部分，为私营部门的职业养老金，此外还有教师和公务员的职业养老金）的规模为8.6万亿美元，第三支柱退休账户养老金为4.9万亿，三者比例为17%：53%:30%。
近期，企业年金制度税收递延政策出台，带来了可喜的变化，但在规模和激励政策上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我们的企业年金计划中，个人参与和企业匹配资金享受税收优惠的比例分别为4%和5%，加在一起为9%，而美国第二支柱中相应的比例分别为个人15%，企业6%，总计21%。应该考虑将目前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的缴费做结构性调整，部分转向第二支柱。
美国经济的巨大成功源于养老金、资本市场和高科技三者的结合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美国庞大的第二支柱，支撑了美国养老体系的半壁江山以上，来源于哪里？一方面通过不断积累资金，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投资才获得了巨大的增长。在1984-2008年之间，通过资金的不断补充和投资获取收益，平均每个美国企业雇员持有的401(k)计划养老金资产规模翻了5倍左右，使得美国第二支柱在养老金体系中的比重从不到20%，上升到了53%。
养老金投资必须一是专业团队，二要进行组合投资，投资于股票、债券等多种金融产品，当然股权类投资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例如美国的401(k)计划投资于国内和国际股票、VC、PE等股权类产品的比例高达60%，推动也分享了美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的经济繁荣和高科技产业崛起。应该说，美国二十世纪最后的30年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其中的三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养老金参与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实现长周期成长和新兴产业不断涌现，三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系。
401(k)计划的一部分投向了VC、PE行业，这个比例大致为2%，并因此进入了硅谷，加上民间资金的参与，为大量创新创业型中小企业提供了资本金，带动了随后30年的高科技浪潮，其放大效应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天在座各位VC、PE界的同仁能够做类似的事情，为正在走出校园的成千上万的年轻的中国创业者提供支持，也为中国经济未来的新兴产业播种优良的种子。
同时，养老体系的健全还对于我们调整经济结构大有裨益。我们国家几乎是全世界储蓄率最高的国家，2011年世界各国国内储蓄和GDP的比重平均为24%，而我国为53%，只有养老体系健全了，老百姓才更敢花钱了，我们从能真正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拉动的发展模式。对外开放的结果将是我们更强大
第四，要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以开放促改革。有一次北京市原来的一位老领导跟我一起走过金融街，他问了我一句，你看金融街缺点什么？我说一下看不出来，他说你看是不是缺点老外？我看了一下，确实是。后来我在浦东也注意看了一下，浦东作为我们国家推动建设的国际金融中心好像也有一点缺老外，当然，并不是我们一定街上要有很多老外，但这也从一个方面折射了我们国家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国际化程度，可能还有提高的空间。事实上，我们的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搞了十年，外资在我们资本市场的比例还只有不到2%，但一般的新兴国家韩国、印度、巴西都在20-30%。我们对外开放还是会有很多好处的，就像今天这个论坛高端大气上档次，有不少老外参加，我们大家就需要穿上西服、打上领带。对外开放会给我们一些压力，有时候也不太舒服，我们不得不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但结果是很好的，大家的形象都提高了，当然还是要付出一点努力的，我想这跟我们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的。
同时，对外开放我们还要有信心，对谁有信心？对我们自己。举个不一定是非常恰当的比方，中国人到国外去留学，在华尔街的混着混着也能做上个合伙人，在硅谷，自己攒个公司到纳斯达克上个市，有个几十亿、几百亿美元的市值的，也不在少数。改革开放30年以来，到中国来混的老外，混得最好的好像还是大山，还是在电视上教英语兼说相声。这当然是玩笑话，但重点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对外开放中一个最大的不对称，就是中国人学习老外的东西，比老外学习中国的东西快得多得多的多。我们最开放的产业，家电，早已是全球第一了，我们最严加保护的产业，汽车，至今没有一个像样的民族品牌，满街跑的全是外国品牌。在金融方面，无论是保险业，还是银行业，还是基金业，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都是我们越来越强大，证明了这一点。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本质是市场的公平正义
第五，我们在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必须要加强监管，特别是要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肖主席最近有两句非常著名的话，叫做“保护投资者就是保护资本市场”，“保护小投资者就是保护所有投资者”，上升到了一个哲学性、理念性的高度，是一个对社会的宣示。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本质，是市场的公平正义。任何投资者，不论是专业投资者，还是个体投资者，不论是大型投资者，还是中小投资者，在市场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基本的权利方面应该是平等的。同时我们还要防范金融风险，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