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雏军申辩
张邦松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经济史中，顾雏军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当年他与郎咸平(微博)的论战，由个人恩怨发展成了经济学界和法学界都极为关注的、关于中国发展路径的大讨论。围绕着国企产权改革、国企与民企的关系、如何看待民营企业家等问题，中国思想界展开了一次空前激烈的辩论。
辩论本身并没有出现明显获胜的一方，也没有得到一个旗帜鲜明的结论。在这场争论之前，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国企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等。《决定》的推出，让民营经济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遇。但郎顾之争以及之后的顾雏军入狱，一度被解读为某种方向性的暗示，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顾雏军案也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被树立在历史的坐标系中。
但有些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导致顾雏军命运转折的原因，是如他自己所说，蒙受“不白之冤”，还是法律对资本大鳄破坏游戏规则的惩罚，现在结论并不清晰。这或许也是广东省高院接受顾雏军申诉的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郎顾之争没有结束，顾雏军案也没有结束。广东省高院在这个时点上接受顾雏军案申诉的复查，对于回答这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或许是一个契机。
经济观察报(微博)：当你确认广东省高院正式受理你的申诉复查时，是什么心情？
顾雏军：广东省高院给我来电话时，我还以为有人在跟我开玩笑，毕竟这么多年的申诉一直没有结果。确认了之后，我马上通知陈有西律师跟广东高院接洽，将一审、二审判决书等相关材料呈送给广东高院。我的案子能获得转机，与国家整治贪污腐败的大背景有一定关系，我非常期待一个公正的判决结果。
经济观察报：这么多年的申诉，你期待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名誉肯定是一方面，另外在经济上有没有诉求？
顾雏军：现在这个肯定也要有个说法，首先要弄清楚什么企业是好企业，什么是坏企业，如果连这个东西都可以颠倒黑白的话，很多事情就推进不下去。
我是不想要赔偿的，如果能把法律上属于我的、被抢走的东西还给我，我认为已经很好了。我希望公平正义的阳光能照到我的头上。
经济观察报：你有没有算过这笔账，你认为有哪些东西是应该属于你的？
顾雏军：我不欠人家钱，因为整个格林柯尔集团唯一欠的钱就是欠银行的8.3亿，当时科龙卖给海信时签的协议是9个亿，9个亿就可以把这8.3个亿还完，就是说我别的所有资产，就跟银行都没有关系了。我当时签了个委托书委托全国工商联处置我的资产，当时国务院办公会议有个决定——科龙股权转让由全国工商联和广东省两家共同处置，而我的其余资产由全国工商联一家处置。
经济观察报：那委托工商联处理的资产大概有多少，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
顾雏军：比如在江西我有2474亩地，那块地，当时我坐牢的时候是24万一亩，现在可能已经超过100万一亩了。另外我还有44万平方米的轻钢结构厂房，钢铁比较贵的时候值12亿，钢铁现在比较便宜，我拔出来卖旧钢铁肯定还能卖个六七亿，光这些加起来就30多个亿。现在这些资产都被拿走了，从来没有人来跟我谈这个事情。
经济观察报：你这样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企业家，突然面对牢狱之灾，这些年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怎么过来的？
顾雏军：一个有罪的人坐牢是不害怕的，最害怕是没罪的人坐牢。因为我什么罪都没有，就根本想不到我会进去。特别是2005年7月15号广东省开了一个结案会议，说科龙和顾雏军没有刑事责任，所以我从来没想到会进去。以前我父母亲都是我每个月给他们生活费，突然这笔钱就没有了。我所有账上的钱都没有了，全给冻结走了，所以就很莫名其妙的，你凭什么可以划走我的钱啊？
经济观察报：在入狱这七年期间你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顾雏军：我坐牢期间什么事情也做不了。支撑我活下去的一个事情，就是我看了很多数学书、物理学书，所以去年写了一篇物理学论文。
经济观察报：这么大的落差，你能承受吗？
顾雏军：你在坐牢的时候，你就发现没有落差了，因为里面的人都和你一样，都是没有任何办法的，那些人落差也很大。那些人跟你说得最多的就是我当初如何如何。那时候我家里没钱，所以经常是我同学、同事寄生活费给我，寄得最多的是一个科龙的前职员，给我寄了一万块钱。那些警察就说，哎，老顾你收了一万块钱，我很开心，以前哪会在乎一万块钱。
经济观察报：郎咸平当时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筵中狂欢》中提到你收购公司的手法就是先以公司大幅度亏损为由，压低收购价格。他声称，实际上，这些公司的大幅亏损都是你一手制造的。你一般会提前进驻被收购企业、担任董事长，公司的大幅亏损报告都是在你任董事长之时出台的。
顾雏军：我把这一段的历史给你详细讲讲，你可能就弄明白了。科龙2000年出现亏损，当地政府要把这个他们管不好的公司给卖了，当时亏损是6.8亿。这时就有人找到我，我们格林柯尔那时候刚好在香港上市，问我们有没有兴趣，我说我们去看看吧。2001年大概7、8月份，我们就去看了这个公司，看了以后政府就很热情，说我们要把科龙卖给你。他们说虽然去年亏损6.8亿，但是我们今年中报已经赚了1000万，而且今年年底可望赚4个亿，所以当时我们双方谈的20.6%的科龙股权价钱大概就是5.6亿。5.6亿我还是觉得这个高了，因为家电行业肯定是越来越难做。
就在尽职调查还没做完的时候，顺德市政府请的世界五大会计行之一的安达信就告诉他们，你们今年亏损不会低于24个亿，这时顺德市政府就急了，急急忙忙打电话给我，说我们现在再降2个亿，3.48亿，你买不买，你买的话就赶紧来，不买的话我们就要自己想办法了。然后我们在之后一个月之内就把所有的3.48亿全部给了他们。
最后他们出的年报是亏损15.6亿。这个事情在我们公司内部引起很大的震动，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做过完整的尽职调查，里面到底有什么烂账我们也不知道，而且更为恼火的是，他们不许安达信出24个亿亏损的报告，他们说安达信你出这个报告我们政府官员可能都要受到影响。
当时科龙一年大概交给政府的税收是1.7个亿，政府当时还说你们只要一年交1.5亿税给我们，我们就很满意了。但是我们当年就交了3点几个亿，第二年是4点几个亿，到了2004年的时候我们已经交了5.6个亿的税。任何一个公司你说它盈利多少、亏损多少都有可能是瞎掰的，但交的税肯定是真的。因为不管是国营还是私营的，它不会为了吹牛就去给政府多交税，是不是？
经济观察报：佛山中院和广东省高院以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三项罪名，判决你有期徒刑10年，你如何看待这一判决？
顾雏军：证监会移交给公安的时候可不止三个罪名，而是八个罪名，其中最严重的是金融诈骗罪，后来因为找不到证据，只保留这三个罪名。
广东格林柯尔公司2003年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按照广东省规定，这类企业在注册时无形资产的比例不受限制，因此不存在虚假注册资本罪。
在我被捕后，广东省委托毕马威会计师行做了一个科龙与格林柯尔集团之间资金往来的专项审计报告，此报告的结论是科龙欠格林柯尔公司2.93亿元，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挪用资金罪，而我因这个罪名被判了八年。
2004年12月1号证监会广东证监局给我们发了一个询问函，让我们回答，科龙有没有在广东发展银行第二营业部开出了2.76亿美元的担保函。我很紧张，因为这是很大的一个数，相当于20多亿人民币。所以我第二天我就让科龙总裁还有财务总监去广发行了解情况，广发行给我们开了一个证明，不存在2.76亿美金这个保函。我们还到广东省人民银行去调查，因为如果有保函，那一定是人民银行要备案的，广东省人民银行也没有这个保函的备案，所以这个事情是虚假的。但是证监会对科龙进行立案调查，结果导致了银行和供应商的挤兑，造成科龙被迫停产，当年就亏损了37亿元。
在庭审后，佛山市中院一审的判决称“控方提供的证实犯罪的22个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不能采作证据凭证”，这是一个重大的证据体系的摧毁，因为对我所有的定罪，都是建立在这22份司法会计鉴定报告的基础上。这些证据一旦失效，那么证明我有罪的指控都失去了证据支持，我的三项控罪又从何而来？没有司法会计鉴定报告，法官拿什么推翻我提供的验资报告呢？这就定不了虚假注册资金罪。法官又拿什么推翻我们提供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三年的审计报告呢？这就完全否定了虚假财务报告罪，也就是所谓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同样，法官也推翻不了毕马威关于科龙和格林柯尔资金往来的专项审计报告。该报告的结论是科龙欠格林柯尔2.93亿资金。这就完全否定了我的挪用资金罪。直接的逻辑后果，就是我是无罪的。但原一审、二审都违背了这一逻辑，在证据链完全不封闭的情况下，对我作出了有罪判决。
经济观察报：如果法院的判决有机会翻盘，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顾雏军：我和我以前的同事现在做了一个培训公司，要给企业家，包括现在成长起来准备接班的富二代，给他们做培训，告诉他们怎么防范致命风险。企业做大了，很多原来不起眼的风险都可能变成致命风险。当然，我们原来的管理还有很多长项，我能够知道一个行业整合要怎么做，像我们当年整合冰箱，买了科龙和美菱以后我们就占了中国冰箱市场48%。特别是现在中国公司要跟世界竞争，怎么做强一个中国公司才是最重要的，而不仅仅是做大。中国公司做大的很多，做强的很少。我当时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工作，怎么做强一个公司，怎么在国外进行一些合理的兼并收购才能把企业做强。
现在中国兼并的大多是资源行业，资源行业对中国就业能有多大好处吗？你要从发达国家手上买一块油田，我不相信你能占到多大的便宜，那些人都是老谋深算的，你能占到多大的便宜？如果还我清白之身，我的财产能拿回来的话，我肯定还要收国外的公司，而且主要是制造业，因为只有制造业公司才会对中国的就业有帮助，只要把他的制造业部门转到中国来，让他在中国研发、制造，在国外只是留一个销售网络系统，就马上对中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有很大的贡献。我认为这才是对中国最重要的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