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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新华网
对西方资本主义困境的观察与思考
刘晓明
2008年9月，以美国雷曼兄弟倒台为标志，西方发达国家陷入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近五年过去，这场危机非但没有结束，反而从金融、经济问题蔓延到政治、社会领域，“急症”转成“顽症”，使西方陷入全方位困境。
一、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经济发展“失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摆脱金融和债务危机所采取的财政和货币手段，迄今效果都不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几个结构性“陷阱”使然：一是金融陷阱。近年来，西方国家金融领域过度膨胀，金融业以高于实体经济增长率数倍的速度扩张，积聚了空前风险。以英国为例，工业在英经济中的比例仅约21%，以金融为主导的服务业产值则超过70%。产业空心化削弱了西方国家应对危机、实现增长的能力。无度扩张的金融产品集聚大量“泡沫”，最终破裂。二是债务陷阱。西方长期以来养成超前消费、借债度日的习惯，导致债务负担积重难返。据统计，发达国家债务占GDP平均比例截至2012年已达110%，是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为应对债务危机采取的紧缩措施，又导致经济增长乏力，民众不满上升，危及政府执政地位，使西方各国政府骑虎难下。三是福利陷阱。长期以来，西方把福利制度作为安抚中下层百姓、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号称“从摇篮到坟墓”，福利只高不低、只上不下，财政不堪重负。在福利制度最发达的英国，一些中下层民众拿的救济甚至比正常工作收入还高，因而失去了工作意愿和动力。在非危机状态下，高支出、粗放型的福利模式尚可维系，一旦经济出了问题，便立刻成为难以承受之重。但过惯了舒服日子的西方民众都不愿面对突然要勒紧腰带的现实。能否跳出“福利陷阱”，是未来西方社会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政治体制“失灵”。一是西式选举难以选贤。西方选举制度对政治人物的成长和发展，不是能力导向，而是做秀导向，谁能提出漂亮、响亮的口号，博得选民好感，谁就能上台执政。这种选举制度选出的领导人，往往缺乏实际执政经验，“胜选”而不“胜任”，能说而不能干，政客多而政治家少。其二，政党利益凌驾国家利益。金融危机期间，不少西方国家上演“党锢之祸”。政党私利凌驾国家利益，给经济和民生造成严重损害。众所周知的美国两党“债务上限”之争，一度险些使美联邦政府关门歇业。美国网络时政杂志《调色板》的主编韦斯伯格说的一番话颇能反映西方人士的忧虑：两党再这样闹下去，美将“选择自我毁灭”，短期代价是经济持续衰退，长期代价就是超级大国加快衰落，并拖累整个西方的命运。其三，“民主陷阱”阻碍国家治理。表现为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或非理性的民意裹挟、绑架社会公益，使危机治理寸步难行。例如英国政府计划修建高速铁路，既改善基础设施、又提振经济。但由于少数铁路沿线居民极力阻挠，导致项目一拖再拖，最后推到要2017年动工、2032年建成，成为一项“可望不可即”工程。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最近就“民主制度的未来”召开研讨会，结论是今天的西式民主制存在三个突出问题：即民主选举“游戏化”，民主运作“资本化”，民主决策“短视化”。这就是民主形式、程序大于实质和内容，阻碍了国家治理。
(三)社会融合机制“失效”。首先是社会极端思潮抬头。西方主流社会近年在贸易、移民、宗教等问题上保守倾向上升。一些欧洲国家出现右翼政党“登堂入室”的势头。譬如英国极右翼的不列颠民族党首次获得欧洲议会议席。希腊极右翼的“金色黎明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大量议席。这些右翼势力甚至公开采取暴力手段，恐吓、打击外来移民。其次是社会流动性退化。主要是贫富分化加重，中产阶层萎缩，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健康流动“凝固化”。今天英国1%最富有的人口，人均资产是10%最贫困人口的300倍。上世纪70年代，1%最富有美国人掌握全美国民收入8%，到2007年，这1%已经掌握了全美24%的财富，越来越多中产阶级滑向贫困线。美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惊呼“美国梦已不再”。他尖锐指出，当今美国的社会流动、国民收入和社会资源分配处于建国200多年来“最差时期”。第三是社会矛盾激化。主要表现为“群体性事件”增多。2011年在发达国家风起云涌的“占领运动”就是最佳例证，西方主要的一线城市均不同程度受到冲击。“占领运动”的实质就是西方普通民众看不到希望，要抗争求变。此外，美、英、法甚至个别北欧国家还发生多起震惊世界的严重暴力、枪击或大规模骚乱事件，也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表现。在社会问题淤积难解的背景下，这类群体性和恶性事件未来在西方可能层出不穷。
(四)思想道德“失范”。一是政治精英道德水平下滑。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议会“报销门”事件。不少议员利用职务之便用公款为个人开销埋单，大到住房按揭，小到厕纸。涉案议员之多、职位之高在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史上实为罕见。二是大企业商业道德失准。最突出的就是所谓“利率门”事件。英第二大商业银行巴克莱银行等多家国际商业银行被查出人为操纵“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以谋取暴利。这种操控行为长期得到监管方默许，已成为行业“潜规则”。三是社会精英道德问题多发。去年曝出的英国广播公司(BBC)著名主持人吉米·萨维尔40多年对300多人实施性侵犯案，可谓一颗“重磅炸弹”，对一向以“新闻道德卫士”自居的BBC和标榜“绅士风度”的英国社会造成沉重打击。上述这些丑闻涉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官德、商德、公德，它们反映的是资本主义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利益观受到深刻侵蚀，也暴露了资本主义“权力制衡”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其后果，就是动摇了民众对资本主义政治权力、商业权力、话语权力等社会主流力量的信任。
刘晓明
2008年9月，以美国雷曼兄弟倒台为标志，西方发达国家陷入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近五年过去，这场危机非但没有结束，反而从金融、经济问题蔓延到政治、社会领域，“急症”转成“顽症”，使西方陷入全方位困境。
一、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经济发展“失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摆脱金融和债务危机所采取的财政和货币手段，迄今效果都不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几个结构性“陷阱”使然：一是金融陷阱。近年来，西方国家金融领域过度膨胀，金融业以高于实体经济增长率数倍的速度扩张，积聚了空前风险。以英国为例，工业在英经济中的比例仅约21%，以金融为主导的服务业产值则超过70%。产业空心化削弱了西方国家应对危机、实现增长的能力。无度扩张的金融产品集聚大量“泡沫”，最终破裂。二是债务陷阱。西方长期以来养成超前消费、借债度日的习惯，导致债务负担积重难返。据统计，发达国家债务占GDP平均比例截至2012年已达110%，是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为应对债务危机采取的紧缩措施，又导致经济增长乏力，民众不满上升，危及政府执政地位，使西方各国政府骑虎难下。三是福利陷阱。长期以来，西方把福利制度作为安抚中下层百姓、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号称“从摇篮到坟墓”，福利只高不低、只上不下，财政不堪重负。在福利制度最发达的英国，一些中下层民众拿的救济甚至比正常工作收入还高，因而失去了工作意愿和动力。在非危机状态下，高支出、粗放型的福利模式尚可维系，一旦经济出了问题，便立刻成为难以承受之重。但过惯了舒服日子的西方民众都不愿面对突然要勒紧腰带的现实。能否跳出“福利陷阱”，是未来西方社会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政治体制“失灵”。一是西式选举难以选贤。西方选举制度对政治人物的成长和发展，不是能力导向，而是做秀导向，谁能提出漂亮、响亮的口号，博得选民好感，谁就能上台执政。这种选举制度选出的领导人，往往缺乏实际执政经验，“胜选”而不“胜任”，能说而不能干，政客多而政治家少。其二，政党利益凌驾国家利益。金融危机期间，不少西方国家上演“党锢之祸”。政党私利凌驾国家利益，给经济和民生造成严重损害。众所周知的美国两党“债务上限”之争，一度险些使美联邦政府关门歇业。美国网络时政杂志《调色板》的主编韦斯伯格说的一番话颇能反映西方人士的忧虑：两党再这样闹下去，美将“选择自我毁灭”，短期代价是经济持续衰退，长期代价就是超级大国加快衰落，并拖累整个西方的命运。其三，“民主陷阱”阻碍国家治理。表现为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或非理性的民意裹挟、绑架社会公益，使危机治理寸步难行。例如英国政府计划修建高速铁路，既改善基础设施、又提振经济。但由于少数铁路沿线居民极力阻挠，导致项目一拖再拖，最后推到要2017年动工、2032年建成，成为一项“可望不可即”工程。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最近就“民主制度的未来”召开研讨会，结论是今天的西式民主制存在三个突出问题：即民主选举“游戏化”，民主运作“资本化”，民主决策“短视化”。这就是民主形式、程序大于实质和内容，阻碍了国家治理。
(三)社会融合机制“失效”。首先是社会极端思潮抬头。西方主流社会近年在贸易、移民、宗教等问题上保守倾向上升。一些欧洲国家出现右翼政党“登堂入室”的势头。譬如英国极右翼的不列颠民族党首次获得欧洲议会议席。希腊极右翼的“金色黎明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大量议席。这些右翼势力甚至公开采取暴力手段，恐吓、打击外来移民。其次是社会流动性退化。主要是贫富分化加重，中产阶层萎缩，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健康流动“凝固化”。今天英国1%最富有的人口，人均资产是10%最贫困人口的300倍。上世纪70年代，1%最富有美国人掌握全美国民收入8%，到2007年，这1%已经掌握了全美24%的财富，越来越多中产阶级滑向贫困线。美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惊呼“美国梦已不再”。他尖锐指出，当今美国的社会流动、国民收入和社会资源分配处于建国200多年来“最差时期”。第三是社会矛盾激化。主要表现为“群体性事件”增多。2011年在发达国家风起云涌的“占领运动”就是最佳例证，西方主要的一线城市均不同程度受到冲击。“占领运动”的实质就是西方普通民众看不到希望，要抗争求变。此外，美、英、法甚至个别北欧国家还发生多起震惊世界的严重暴力、枪击或大规模骚乱事件，也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表现。在社会问题淤积难解的背景下，这类群体性和恶性事件未来在西方可能层出不穷。
(四)思想道德“失范”。一是政治精英道德水平下滑。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议会“报销门”事件。不少议员利用职务之便用公款为个人开销埋单，大到住房按揭，小到厕纸。涉案议员之多、职位之高在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史上实为罕见。二是大企业商业道德失准。最突出的就是所谓“利率门”事件。英第二大商业银行巴克莱银行等多家国际商业银行被查出人为操纵“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以谋取暴利。这种操控行为长期得到监管方默许，已成为行业“潜规则”。三是社会精英道德问题多发。去年曝出的英国广播公司(BBC)著名主持人吉米·萨维尔40多年对300多人实施性侵犯案，可谓一颗“重磅炸弹”，对一向以“新闻道德卫士”自居的BBC和标榜“绅士风度”的英国社会造成沉重打击。上述这些丑闻涉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官德、商德、公德，它们反映的是资本主义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利益观受到深刻侵蚀，也暴露了资本主义“权力制衡”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其后果，就是动摇了民众对资本主义政治权力、商业权力、话语权力等社会主流力量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