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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要从“增长模式”向“安全模式”转换

发布时间:   来源: 韩国新华网
       章建民(中国主流媒体高级记者)
       中国一年一度两会已经于3月11日胜利结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将2021年经济增长目标定于6%以上。同时,他在全后的记者会说,这个6%增速,是预期性,因为中国经济总量去年已经突破了100万亿人民币,增长6%,意味就要增长6万亿的绝对值,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难度不小。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这个经济增速是综合指标,今年预期目标设定于6%以上,是考虑经济运行恢复情况,有利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推动高品质发展。经济增速、就业,物价等预期目标体现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要求,与今后目标平稳衔接,有利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因为疫情的原因,对于全球的经济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但中国的经济在这次疫情中展现出来的韧性和潜力是巨大的。日前中国国家统计局给出的一份数据统计真的让人振奋人心,根据初步统计,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015986亿元,成功的突破了100万亿的“天花板”,这份数据来之不易,在疫情下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真的是很难得的,按照可比价格计算,比2019年,上涨了2.3%。
       20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发展真的是“飞速”,2000年突破了10万亿、2012年成功的超过了50万亿、2014年成功突破了60万亿,206-2020年,每年的增幅都超过了10万亿,一直到2020年的100万亿。可以看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整体经济发展是很稳定的,一步一个脚印,现在美国的经济发展还在抗压阶段,中国的GDP总量超过美国的时间真的是有可能缩短的。
       细分的来看这份成绩单,2020年一季度因为疫情的影响,GDP同比下降了6.8%。但是二、三、四季度是全面上涨的,增幅分别为3.2%、4.9%、6.5%,全年的GDP增长达到了2.3%。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的经济走势呈现出“V”字形的样式,潜力是多么巨大。而且中国也是全世界主要经济体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

 
       我们应该会中国经济发展感自豪。一年一度两会已经结束,尽管两会上对经济发展设定了一定指标,但是我以为这样的指标不过是预期,是给一个相应的增长率。所以,我坚持认为中国经济未来考核应该转向,要以原来以“增长模式“考核”向“安全模式”考核转变。十九大以来,高层多次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应对经济、金融、网络、粮食、能源、生态、核、生物、海外利益等安全问题作出全面部署。因此,以我对未来判断,未来,还是重点放在“安全模式”上。
       自2019年中国最高层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对官员的考核指标逐步由经济增长向治理中的危机管控能力转移;而冠状病毒疫情的大暴发和气候变化等生态危机的加剧,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转变。这种转变将会给中国政治生态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时过境迁,在中国经济告别高增长、逐步迈入“新常态”的阶段以后,单纯的经济数据增长自上而下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开始强调包括危机管理在内的各种治理问题,官员的危机意识日渐强烈。
       2015年爆发罕见的股灾以后,中国政府开始强调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黑天鹅”(指可能性极小但一旦爆发,会造成极大损失的风险)、“灰犀牛”(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这些较为陌生的风险管理术语,开始进入中国官员的词汇表。此后,中国金融领域里所爆发的P2P平台大规模爆雷事件、巨额债务导致的公司破产等,验证了培养金融危机意识的重要性。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美中关系日趋紧张,两国之间的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愈演愈烈,中国各级官员开始感受到国际关系领域里爆发“黑天鹅”“灰犀牛”的可能性。特朗普的贸易关税、印太战略、对访美人员的限制等,都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可想象的。

 
       2019年年底暴发的冠病疫情,更成为一只震惊世界的超级“黑天鹅”(也有人认为这其实属于“灰犀牛”,因为世界范围的流行病风险自2003年沙斯暴发以来,一直居高不下)。中国政府和军队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展现出了较为出色的危机管理能力,较早地控制住了疫情在国内的蔓延并恢复了经济增长。这与近些年中共领导层强调危机意识、提升官员的危机管理能力有很大关系。
       然而,须要看到的是,冠病疫情尚未消失,中国一些省份在最近一段时间重新发现了一些新病例,同时全球各国的防疫形势不容乐观,全球经济形势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谷。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近期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再次强调应对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必要性。这显然是告诫各级官员,危机尚未结束,危机管理能力仍须不断加强。
       官员考核指标变化的背后,其实是中国发展阶段和理念的变化;其实中国的发展已经从“增长模式”转变为“安全模式”了,正如电脑开机时为了防范系统错误等风险而进入安全模式一样,中国在经历高速经济增长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须要进入“安全模式”来应对多年积累下来的各种潜在风险。这些风险既包括国内风险,也包括国际风险,既有“黑天鹅”,也有“灰犀牛”,既有传统政治经济领域的风险(如金融危机、军事冲突等),也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风险(如人口问题、流行病、气候变化)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很快进入老龄化社会,超过65岁人口占到12%以上,虽然比日本、欧洲、美国要低,但老龄化发展很快。按照专家分析,用不了一些年中国会超过美国。所以人口老龄化确实是很大的挑战。

 
       在当前危机管理中,卫生防疫能力和环境治理、减排能力已成为考核各级官员的重要指标。在冠病疫情不断在中国各地死灰复燃,以及气候变化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形势下,如何管理公共卫生危机和生态气候危机,是中共各级官员所面临的长期挑战。
       全球的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其实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既是好事,也是坏事。毕竟我们更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更需要经济全球化,而危机管理能力是比经济发展能力更难培养的能力,因为危机并不像经济发展那样常态化存在,官员在大部分时间里并不经历危机。因此,政府官员对于新的考核指标,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适应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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