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我拖着行李穿过长长的湿热难耐的仰光机场航站楼，想起了上一次、也就是去年11月来缅甸时的情景。我们乘坐的“空军一号”着陆后，我挤在贝拉克·奥巴马总统豪华轿车的小折叠椅上，向城里开进。卸任公职后的这几个月，这么说吧，我的身份和出行方式有所变化。但是，我仍然盼望亲眼目睹这只亚洲新生幼虎的惊人变化。

　　第一个惊讶是手机的出现。长期以来，缅甸一直被视为网络世界里的一个不联网国家。但是，全国范围的电信招标已经开始，大城市出现零星的网络覆盖。年轻海关官员的注意力暂时从我的护照上转移，因为她的手机突然响了，那是加拿大歌手卡莉·雷·杰普森的流行歌曲《打电话给我吧》。进步或许有利也有弊。

　　2013年的仰光是很多地方的混合———1980年的上海，1987年的西贡(即胡志明市———本报注)，1990年的莫斯科和1849年淘金热时的加利福尼亚。它是地缘政治游戏，是营销宣传，也是骗人的万灵油。酒店里住满了前来寻找机会的探险资本家。在去吧台的路上，我无意中听到有关飞机销售、棕榈种植园、气动涡轮机和港口的交谈。勇敢的东南亚人、富于冒险精神的欧洲人、不屈不挠的韩国和日本商人以及无处不在的澳大利亚人(但美国人少得可怜)都在这里追逐利益。一边喝冰啤酒一边谈大生意。真让人兴奋。

　　在西方，关于缅甸前景的讨论集中在至今发生的变化是否不可逆转，以及军方是否会以强势的姿态重新掌权。这种成见忽视了关键。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现代缅甸是否会倒退，而在于它将如何前进。有几条线索告诉我们可能会发生什么。

　　最重要的一条或许是，就像之前的印尼一样，权力已经急剧迅速地从军人手里转到文职人员手里，而后者刚刚脱掉军装。事实已经证明，曾经的指挥官在处理正式和非正式政治问题上远比任何人期望的都要擅长。

　　这体现为几种方式。立法机构已经坚持自己的新权力，在制度层面挑战行政部门———有关法律、监督和预算等问题。如今占据劳动、能源和交通等部门的前中层军官也是如此。这些官员在落实措施和分析问题上表现出前所未见的能力。上级担心自己被抛在了后面。

　　腐败是一个大问题，但人们对涉嫌权力滥用现象和政治高压有惊人的公开评论。前任政府的关系户们想尽办法要在变化的政治和经济局势中保持自己的重要性。因为缺乏法律和可靠的权力来源，新投资受到阻碍。反对派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也更坚决，或许将在国家不久的将来扮演重要角色，就像她在不久前的过去一样：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很多城市开始出现的发展进步与一些被压迫少数族群地区的缺乏变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简而言之，缅甸开放的强有力的展示姿态阶段已经快要结束。我们即将步入落实改革的艰苦的日常工作阶段。眼下，全世界的期望都在提高，而一个仍然脆弱的政府正在奋力拿出成果。部长和公民们都在公开询问仍然规模很小的西方投资问题，询问这涓涓细流何时将变成稳定的泉涌。正如一位热心体育的部长最近对我说的：“你已经在场外看得够久了，我们现在需要你上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