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7月，周恩来邀请高肇甫一家到北京
1910年，奉天关东模范学堂里，一个浓眉少年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壮志。后来周恩来在延安接见外宾，在回答外国记者提出的“您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问题时，周恩来回答：“少年时代，在沈阳读书时，得到山东高亦吾先生的教诲和鼓励，这对我是个很大的促进。” 一个江淮少年，一个山东教员，在沈阳的小学堂相遇，因为共同的爱国之心，谱写了一段深如瀚海、高若泰岱的师生故事。
高亦吾为周恩来命字“翔宇”
高亦吾，字盘之，山东省章丘县(今章丘市)人，1881年出生在旧县城绣惠镇西关一个家学深厚、颇有名望的耕读之家。他自幼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12岁时，在私塾就已读完四书五经，16岁时自设私塾，教育蒙童，惠及乡里。1907年高亦吾通过府试，以优异的成绩被选入山东高等学堂历史科深造。
在这期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同盟会，也先后以山东青岛、烟台和济南等地为重点，尤其在这些地方的中高等学校进行了组织大发展。当时考入山东高等学堂的高亦吾，被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思想所吸引，他如饥似渴地研读孙中山的著作和山东同盟会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创办的先进报刊。在这些书刊、报纸和山东同盟会开展的一些革命活动的影响下，高亦吾很快加入了同盟会，由一个爱国忧时的进步青年，成为一名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积极反清反帝的英勇斗士。
加入同盟会不久，他先后在高等学堂的同学中组织成立了“乐群学会”和“玫瑰花诗社”。在带领这两个学生组织进行反清反帝的活动中，他才思敏捷，出口成章，提笔成文，常以“中国的存亡”、“中国的革命”、“中国的命运”为题，写文做诗、与同学集会或走上街头演讲。
1909年8月，由于清朝政府的屈膝妥协，山东各界兴起的争取路矿权利斗争遭到失败，激起了各界特别是教育文化界的愤慨。高亦吾即以“乐群学会”和“玫瑰花诗社”的成员为骨干，发动组织领导了山东高等学堂学生的反清反帝斗争。他们脱下长衫，剪掉发辫，上街游行示威和集会演讲，轰动了整个济南。
清朝政府密令通缉带头闹事者。高亦吾在几位同学帮助下，逃出了济南。 1909年末，高亦吾辗转来到东北奉天，在族兄的帮助下，被聘为正在筹建中的“奉天省官立东关模范两等小学校”的历史教员。转年秋天，年仅12岁的周恩来，由当时任铁岭税捐局主任的三伯父周贻谦从家乡淮安带到铁岭，在银冈书院读书，后转入东关模范学校。
周恩来对这位在光绪末年就敢于剪掉发辫，洋装革履，被人视为“怪物”的高老师非常尊重景仰，而高亦吾对这位气宇轩昂且胸怀壮志的少年也非常青睐。课下他常向周恩来慷慨激昂地讲述反清灭洋的革命道理；语气沉痛地诉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悲壮之举，让周恩来听得义愤填膺、泪光盈盈……高先生并将邹容烈士19岁时写的《革命军》一书赠送给他，使其树立起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信念。
辛亥革命爆发后，高亦吾率领教师、学子涌向长街游行示威，每走到路口、广场，他便带领师生振臂高呼：“鞑虏不除，民国不立，四万万炎黄子孙誓不罢休！”
在高先生影响下，周恩来返校后当众第一个剪掉发辫，发誓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1913年，周恩来南迁天津，入南开中学就读。师生临别之际，高先生寓意深远地为周恩来命字“翔宇”；周恩来则奋笔疾书：“同心努力，前程万里指日登！”署名“翔宇”，表示对“翔宇”的认可和对恩师的敬重。
高家后人与总理情意不断
三年后，由于战乱不息、政局不稳，高亦吾辞职赴北平，在某公署任职。其间，周恩来曾两度前往探望。后周恩来在天津被捕入狱，高亦吾心急如焚，四处奔走，奋力营救，终助周恩来脱离虎穴。谁承想，师生这次挥泪分手，自此天各一方。
后来，高亦吾重返济南，应邀在省建设厅任职。他对故乡的水利建设极为关注，曾两次提出设计章丘绣江河金盘水电站、兴修绣惠灌渠。“七七事变”后，他面对国破家亡的惨状，辞去公职，返回章丘。县长郭德夫深知先生学问渊博、名扬乡里，邀他出面成立“城关学堂”，先生知道郭德夫是“亲日派”，力辞不就，却去西关私塾任教。1939年章丘沦陷，高先生赴济避难。有人举荐他去当地的某汉奸公署就职，并声言是个“肥缺”，高先生断然拒绝：“国家蒙难，民不聊生，替敌效劳，实愧堂堂华人国民！”为了维持生计，他便在济南小布政街开馆施教。
1941年春节刚过，高亦吾突患脑膜炎，还回故乡。久治不愈，在弥留之际，他将全家唤到身边，再三叮嘱儿子高肇甫：“你日后可去找周恩来，什么时候去他都会很好待你。要记住，听他的安排，跟着他不会走错路。”2月5日，终年刚满60岁的高亦吾与世长辞。
1949年7月，高肇甫遵父遗嘱给在京的周总理写信，历数其间的境况和怀思之情。不久，即接到总理回信，又找肇甫进京，在中南海两人长谈三小时之久。总理得知恩师早已仙逝，辞别人间，不禁悲恸万分，数次泪流满面……后来周总理将高肇甫安排于政务院档案科工作。周总理一生高风亮节，身在高位从未照顾任何一位亲属，对高肇甫的安排可谓“仅此一人”，由此可见总理对恩师的感恩。
在北京，高肇甫娶妻生子。1953年，中央机关人员下放充实基层，高肇甫积极报名申请下放，总理非常高兴，亲自召见鼓励他说：“你做得很好，你是我的亲朋好友，应事事带头，下去后要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做好工作。”高肇甫激动得难于措词，只有热泪盈眶地握着总理的手说：“请总理放心！”总理笑着说：“以后不要老总理总理的，你我是兄弟是同志嘛。”就这样，高肇甫到了淄博矿务局，该局的档案室就是高肇甫带头建立起来的。
1961年7月总理来信邀请高肇甫全家去北京相聚。2008年，年近九旬的高肇甫回忆当年和总理相聚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总理不时夹菜递到孩子们的小嘴里。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得的午餐。离别时，总理想留下我小儿子，小儿子以为我们要走，便说‘俺不！俺不！’总理笑着说：‘他是地地道道的山东话！’”周总理还提议和高家人合影，并站在全家五口人中间，两手分别扶着高肇甫大女儿和小儿子的肩膀，拍下了那张珍贵的照片。
临别时，周总理托高肇甫给师母带去燕窝，还给了他们咖啡和白糖等珍贵食品。高肇甫将总理的问候和礼物带给母亲时，老太太感动得泪湿前襟。
高家人一生的骄傲
1962年，周总理因惦记年迈体弱的师母，给高肇甫汇去100元人民币让他给母亲滋补身体。1963年高肇甫母亲病故，总理闻讯，立即令总理办公室来函，再次寄100元作为安葬补助。1976年，周总理病逝，高肇甫和妹妹高肇申接到邓大姐急电：按恩来遗嘱丧事从简的要求，谢绝一切亲友进京。于是，他们按乡俗在故宅堂屋里摆设七日祭坛，谨表对总理的悼念和缅怀之情。
高肇甫和家人一直没有回到北京，在山东过着普通人的生活。近日，沈阳晚报记者通过当年采访过高肇甫的淄博矿务局老通讯员韩秉祥，辗转联系上了高肇甫的小儿子高振国。接到记者的电话，高振国很激动，他没想到一百年过去了，沈阳人还在想着他们高家后人。
1979年，高肇甫和高肇申结伴进京前去拜望年事已高仍勤恳工作的邓颖超，邓颖超设家宴热情款待。同年，为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3周年，姑姑高肇申还应邀赴沈阳东关模范学校参观、访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邓颖超仍不忘高肇甫及家人的工作与生活情况，并通过组织向有关领导反映，为其加薪一级，并大修、调整了住房。1991年2月21日，邓颖超又让秘书写信，向高肇甫全家问候和祝福。
高肇甫的四个子女均在淄博矿务局工作，高振国告诉记者，当年周总理寄来的信件、照片还保存在母亲李玉英手中。2009年，高肇甫以90岁高龄离世，老人家一生因为和周总理的情谊而感到骄傲，这也是他们高氏家族的骄傲，他还特别感谢沈阳晚报，希望有机会能来到沈阳，参观东关模范小学的周恩来纪念馆，缅怀先人和周总理共同奋斗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