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8日上午消息，《华尔街日报》撰文写道：

二十年前，当邓小平向世界发出改革开放的信号时，他在南巡途中访问了上海。

这一行程成为了中国现代经济命运的历史转折点，也向上海重塑其作为东亚金融中心的光辉提供了政府高层的支持。媒体援引邓小平当时的话称，“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但邓小平在上海的现身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且个人化的讯息，那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重回议程。

在上个月备受期待的上海自贸区挂牌成立时，这一历史上的相似之处不言自明。因此，上海自贸区的设立让人们新生希望，即新一届领导人有意完成邓小平在上世纪90年代的未完改革失业。

但一个大人物没有出现在挂牌仪式上：自贸区的主要支持者李克强。

李克强的缺席凸显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的经济改革者是否真的重新掌握了大权。

李克强自己没有南下，而是让其商务部长代劳，这一举措在一些人看来表明自贸区的地位实际上大打折扣，或至少是高层的一大分歧所在。

自贸区的象征意义极其重要，因为中国的经济前景在一定程度上和自贸区的成功与否有关。在自贸区成立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将于11月举行重大会议，这一会议将制定中国政府在未来十年的经济规划。

上海自贸区占地11平方英里，自其成形以来就一直被宣称为金融创新的试验田，且这一模式会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其中最重要的是利率自由化和更容易的跨境资本流动。这些改革举措是为了让信贷流向最需要的地方——推动该国消费者经济的中小企业，这是改革的关键所在，即改变投资和出口驱动型的失衡增长状况。

关于自贸区还有另一个让人不安的情况，即目前官方还没有出台运营方面的方针细节。这让投资者难以琢磨自贸区是众望所归的改革利器，还是只是温和变革。

激起大量讨论的还有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在过去，中国对待外国投资的态度是，除非明文规定合法，否则一概不能沾手。但在自贸区，除非明确禁止，那么一切都是可以操作的。但即使如此，这一清单上还是列举了数百项禁区。

财新主编胡舒立曾写道，自贸区“很有可能”代表着中国的第三轮改革，前两次分别是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特区和世纪之交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前美国财长鲍尔森在《纽约时报》撰文写道，他认为自贸区表明中国的改革前景“好于9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

但关于自贸区的讨论和实际行动之间存在差距。目前唯一的热潮就是于香港上市的带有“上海”二字的公司，其中一些公司的股价因市场的强烈看好预期而大涨。

邓小平的那次上海之行给该市带来巨大提振。由于办公楼不足，很多跨国大公司都挤进酒店房间里办公。摩根士丹利在为数不多的几处现代办公区之一上海中心找到一个落脚之地，甚至挤占了一个网球场。

但这一次，美国的企业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不为所动：到目前维持，花旗是唯一一家签约进驻的美国银行。

代表美国大企业利益的美中商业委员会表示，“目前还缺乏运营细则，自贸区的吸引力还取决于尚未确定的其他政策决定。”

邓小平采用的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一谨慎的方式，但他在关键时刻也相当决断。他向国人和世界成功地售出了自己的理念。

现在看来，判断中国的新一届领导人是否具有前辈的政治才能、中国改革开放程度能有多深还为时太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