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话题

7月10日起一连两天，中美双方高层在华府举行第五次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根据来自华府报道，本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美方一开始就火药味十足，副总统拜登开幕演说指出，北京应停止在网络“公然窃取”美国知识产权行为。除此之外，拜登也要求中共尊重人权，接受国际人权规范，并说这正是中美两国差异之所在；中国副总理汪洋则缓颊说，“中美像夫妻，离婚代价大”，“过去我们骂美国美帝，美国骂我们共匪诸如此类。但事实证明，长期对话对两国不仅是幸事，也有利世界和平发展”。

相对于中方的平和理性，美国的态度就显得高调强硬，但在外界看来，即或拜登谈话有内政或谈判策略之考量，美国一幅盛气凌人的样子还是让人不以为然，不足为训。于此，我们不禁要质疑的是，美国到底是把自由、民主与人权当成工具还是价值？就以斯诺登案所揭露的美国全球监听计划而言，美国政府自己做贼喊捉贼，以反恐之名侵犯了别国主权、自己国民的隐私和人权，居然还敢振振有词地指责别国进行网络黑客行为？如果说美国一向重视民主与人权，但为何常常又是双重与多重标准，对某些国家违反人权的举措有时严加指责，有时无动于衷？

日前，笔者曾经有机会与到访的美国前国会议员和政府高层官员对话，当时笔者就直率的对斯诺登案提出质疑。在座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当然提出一套说法，重点是：一、斯诺登不应该在海外泄露国家机密，如果他有任何不满，应在美国国内提出；二、如果斯诺登所言属实，此事一定能得到美国国内媒体的公开报道，他不必有所畏惧；三、如果他的行为涉及违法，一定能在美国国内得到公平的审判机会；四、斯诺登泄密一事时机和习奥会极为巧合，美国有理由怀疑幕后有其他的黑手（如中国与俄罗斯）存在等等。结论当然就是斯诺登涉嫌违法犯纪，美国有权追诉，不准其他国家予以庇护。

当时笔者就说，此一问题其实应该分成几个不同的层次探讨，或许更为适当。首先是斯诺登指控美国政府以反恐之名，侵害其他国家法益和美国人民的隐私，到底是否为真？其次则是美国人民在知道政府当局侵犯了他们的基本人权之后，为何还能接受政府的这种行为？美国政府的这种行为是否属于危害人权的一种不当行为？然后我们才可以进一步来分析，斯诺登是否应该在海外披露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他在美国是否能够得到公平的审判，幕后有没有中国或俄罗斯介入运作的可能等等问题。言外之意，当然就是笔者不能完全接受美国朋友的解释。

于此，我们还可以再回头谈到民主、人权问题，西方的制度与实践当然有其合理、值得肯定之处，谈原则、谈价值不会有人反对，但民主的表现不是只有一种形式，而且在实践上应该要有更周详的考量。笔者曾和欧盟官员讨论，如果他们真的这么重视宗教自由，认为这是不可挑战的原则和价值问题，那么在接待达赖喇嘛时，为何还要担心中国的过当反应？古巴流亡美国异议人士来台访问，极端称赞台湾的民主人权表现，把邪恶的中国大陆骂得一无是处，当时笔者就开玩笑地问道，如果有朝一日他们回到哈瓦那赢得政权，那就把外交承认由北京转往台北如何？搞得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说穿了，美国不管是舆论或政府，在反恐及人权问题上，向来采取的就是双重和多重标准，表面上强调民主人权的价值，实际上也是颠覆他国政府的工具。23日，台北媒体就有知名学者直指美国国会所设的民主基金会，就干过这样的勾当。正本清源，大陆要走出自己现代化的道路，确实推动政治改革，但不妨先从推动党内民主、还权于民、依法行政、政策透明、良善治理、社会正义、媒体自由、定期选举的渐进做法，才是正途，管理型、审议式民主有其道理存在，揠苗助长、不负责任的做法并不可取。

据称为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的智囊、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日前表示，“中国梦”不可或缺的内容就是民主法治，推进民主不必然会导致秩序失控，要外界别拿社会失序来吓人，他认为只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对此，笔者深表同意，同样认为北京不能以维稳为借口，来抗拒或拖延改革的进程；但同时也想强调，民主是有条件，要付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看来还不小，有些国家或地区的民主发展已经走入歧途，由民粹走向民主衰退。大陆各界，尤其是某些知识分子，似也没有必要再一厢情愿、不分青红皂白，只对一些抽象的概念抱着盲目向往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