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时语

于时语专栏

今年是朝鲜战争结束60周年，中国国内出现了关于毛泽东朝鲜战争决策的正确性争议。我觉得这一争议非常具有讽刺性，这是因为平素针锋相对的台湾蓝绿两大阵营，绝大多数在这一题目上会一致站在中国大陆“毛左”一边：如果没有朝鲜战争，那么中国早已统一，决不会有今天海峡两岸分治的局面。如果说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在中国参战之前，那么解密的前苏联文件清楚显示：毛1950年5月对金日成表态支持是后者发动战争的关键动因。

“抗美援朝”之后，毛的另一重大外交决策是“抗美援越”。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新近正式访问白宫，表明美越加紧战略合作（最新一期《经济学人》评论），越南成为中国在亚太地缘政治中面临的历史性难题。而今天海峡两岸分治如果永久化，台湾将会成为第二个越南。

越南与朝鲜的根本性区别，在于除了汉代辽东四郡，朝鲜几乎从未是中原政权直接管辖的领土，朝鲜历代统治阶层，也基本上以土著为主。可是越南除了后来扩张吞并的占城和柬埔寨历史领土，其中心地区受中原历代皇朝管辖（所谓“北属”）千年以上，特别是唐代，从科举考试到行政管理，越南完全属于统一的中原体制。分裂之后相当长时期，越南上层一直为中原大族移民后代把持。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新近被党刊吹捧为诗人屈原，也略见有关的文化传统。

朝鲜和越南今天作为独立国家存在，都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受到中原政治领袖决策的影响。前者据史家陈寅恪的结论，是唐高宗决定全力对付西部吐蕃政权的崛起而退出朝鲜半岛。后者则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的结果。但是近千年以来，朝鲜半岛维持独立，是自封“小中华”，依附和依靠中国中原政权；而越南维持独立，是抵制中原政权再加北方移民后代的“去中原化”（后者正是台湾泛绿阵营的写照）。在可见的未来，这样的历史模式会继续主导东亚。

所以我们无法避免毛泽东两大外交决策——“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对东亚地缘政治的影响。从它们对中国国家统一和维护南中国海领土的负面作用，毛泽东外交决策显然主要受到“输出革命”意识形态驱动。

毛泽东输出革命外交政策冲击的不仅是中国的长远利益，更有整个东南亚华人华裔的福祉。因为好莱坞电影，红色高棉的“杀人场”（Killing Fields）广为人知，1965年印度尼西亚政变之后，印尼军方在美国中情局支持下同样惨烈的“杀人场”，最近才因有关历史纪录片而开始曝光。两个屠场的冤魂都以百万计算，共产党人扮演了杀人和被杀的相反角色，唯一的共同点是海外华人成为这两场大屠杀的首要陪伴牺牲者，在印尼群岛延续六百年以上的中华文化，从此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回到东北亚。“抗美援朝”决策历史争议的后面，是中国当前朝鲜政策面临的两难困境，而其焦点又正是北京政府“维稳”等意识形态利益与中国国家长久利益之间的矛盾，尤其是金氏祖孙王朝已经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加快步骤的最大口实，副首相麻生太郎公开宣布要“学习纳粹修改宪法”，引起中韩强烈批评。另外，日本政府在英国设立“长州五杰”纪念碑，纪念吞并朝鲜的祸首伊藤博文，而韩国总统朴槿惠针锋相对，希望中国能够为在哈尔滨刺杀伊藤的韩国义士安重根竖立纪念碑，《纽约时报》报道韩国法院判决三菱重工、日本制铁、住友金属等日本公司必须赔偿韩国幸存二战奴工等等，再次展现东北亚不变的地缘政治布局。

说到底，战后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崛起，包括借越战泥沼机会重占琉球群岛，直接得益于中国的政治动荡。当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的李光耀先生2005年接受德国《明镜》杂志访谈时，对于亚洲应该由中国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有非常精辟的观察。北京如果继续在国家长远利益与政权短期意识形态利益之间徘徊不定，只会延缓亚洲向传统秩序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