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兴伫立在院落之中，目光一遍遍抚过眼前饱经岁月冲刷的百年石窑，粗糙古朴的石墙沉淀着旧时光气息，恍惚间，过往记忆翻涌而来，将他拉回到年少故土岁月里。

那是个连风都泛着穷味儿的年月。老家在市区南边约十多公里的平原小村庄。他们兄弟姊妹七人，加上父母，九个人挤在两孔窑里，转个身都能撞着人。家兴六岁那年，他爹兴奋地从大队领回一张批条——新宅基申请下来了。

新庄子在本村的县道北面，是一片天井院。家家户户都在平地中间挖个七八米深的大坑，再往坑壁四周打窑，从地面挖一条斜坡道通下去，人就能进到窑洞里了。家兴爹站在那片空地上，眼睛亮得像着了火。 “咱自己干。”他自言自语地说。那两年，家兴爹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牛。白天在生产队挣工分，天不亮就起来挖土，天黑透了还在窑坑里抡镢头。两个姐姐和大哥半大不小，也跟着干。母亲负责做饭，蒸一锅红薯面窝头，熬一锅能照见人影的稀粥。

亲戚邻居都来帮忙，不要工钱，顶多吃顿饭。母亲总是先让干活的人吃，再让儿女吃，最后剩下什么，她和孩子他爹就凑合着吃什么。有时连剩的都没有，两口子背过身去，灌一碗稀粥哄哄肚子，再紧紧裤腰带，接着就急匆匆招呼人干活。家兴还小，干不了重活，就在窑坑里挂挂钩——把辘轳上降下来的空箩头挪开，再把钩子挂到装满土的箩头上。然后像立了大功似的，喊一声“好了！”，抬头望着箩头吱吱扭扭地升上去。那时候他觉得，日子虽然苦，但好像正一点一点地好起来。

大部分人家还会在院中，再往下挖个五六米深、直径八十公分的渗坑，在底部一两米处再横向打一小窑，用于储放初冬的红薯，这里面温湿度刚好，红薯随吃随取，有时放到来年夏天红薯还新鲜的很呢，故此有的地方把渗坑又叫红薯窖。这在秋天雨季能够应急盛水往下面渗漏，避免雨大时水直接灌进院里窑洞，又能存储保鲜红薯，一举两得，非常实用。在垒他们家院子东边围墙的时候，麻烦找上门了。北边有几户人家找来，说家兴家的墙垒得太靠外，路窄了，架子车过不去。

 家兴爹没有辩解，抡起镢头刨出了大队批宅基时埋的界石。一看，他们家不但没往外占，还往里退了一点。那几人脸涨得通红，连说“有觉悟、有觉悟”。可再刨出东户的界石，一下傻眼了——他们往外多占了整整三十公分。有人对东户主人说：“界石在这立着，路该咋修咋走，你看着办吧。”
那天晚上，东户主人提着一兜东西，敲开了家兴家的门。一个五十来岁的庄稼汉，佝偻着腰，进门就叹气。“老哥，我糊涂啊，”他声音发颤，“当时我垒墙时西边还是一片空地，就想占点公家便宜，现在墙都垒好几年了，窑头场上比西边路面高出两米多，扒了重垒，费事儿不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搁？求你们高抬贵手……”一边说着，一边把东西往桌上一放，叹了口气，低着头走了。哥哥姐姐们炸了锅。“凭什么？咱打窑坑的时候他家谁来帮过忙？这是祖父世业，成年论辈子的事，不能让！”
孩子们一个个气得脸都涨的通红。

家兴爹蹲在窑门口，抽着旱烟，一声不吭。母亲在灶火窑里往炉膛里添着蜀黍秆，等儿女们嚷嚷累了，安静下来了，家兴爹才慢慢开口。
“你们听过六尺巷的故事吗？”孩子们一脸茫然地望着他。
在队里当记工员的父亲慢悠悠地讲起了清朝康熙年间，当朝宰相张英那封家书的故事，最后说：“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远亲不如近邻，”他磕了磕烟袋锅，“没听说谁占便宜发了家，也没见谁吃亏受了穷。人家上门求咱，咱要是不答应，往后就是世仇。我和你妈的意思——让。”
虽然姊妹们心里有气，但谁也没再吭声。

第二天一早，家兴妈端着一块豆腐，送到了东邻家。
得知消息结果的那家人喜出望外，男当家的眼圈一下红了。从那以后，两家人好得像一家人。东邻家的人天天跑来帮忙干活，有了好吃的两家立马会互相送来送去。背后有人说家兴爹“顶不住门事”，但更多的人竖起大拇指：“这家人，心善。”

让人没想到的是，还有一个更大的惊喜在后面。经常来帮忙打窑坑的年轻小伙，是大队的东方红拖拉机手，来得最勤，干得最卖力。他话不多，闷着头干活，时不时还会捎点从县城买的洋糖，塞给家兴和弟弟妹妹们。全家人看在眼里，都挺待见他。
半年后，有媒人上门给大姐提亲——说的就是他。爹妈没理由拒绝。后来大姐和他成了亲，大姐夫，就是建庄子里出力最大的那个人。
后来的日子里，家兴常想，爹让的那三十公分，换来的不只是一条路。打窑坑打到一半的时候，出了一件大事，把所有人都吓住了。
爹妈商量着在主窑里再向南打个小拐窑当佛堂。母亲信佛，在家里供着关帝爷的神像，一直想有个专门的清净地方。打了一米多深，镢头碰到硬东西。扒开土，是一面青砖墙。再扒——一座古墓。

干活的人全愣了。有个见过世面的老人反应过来，赶忙让家兴爹跪下磕了三个头。这时，场面乱了，大家一哄而上，钻进古墓抢东西：铜钱、彩绘陶俑、酒具、长颈瓶、陶罐、陶瓮……有人怀里揣着，有人兜里装着，有人干脆把衣服脱下来当包袱。家兴爹站一旁眼睁睁地看着，拦不住，也没法拦。
消息像长了翅膀，半天工夫传遍了全村。一波又一波的人来看稀罕，评头论足，直到天黑才散。等人走光了，家兴爹才钻进古墓。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碎陶片散了一地，尸骨被扔得到处都是。他蹲下来，把那些残骸一块一块捡起来，装进纸箱，扛到赵家老祖坟地里，恭恭敬敬地埋了。
 从那以后，每年清明、寒衣节、春节，家兴爹都像对待自家先人一样，上供、烧纸，从没断过。而那些被抢走的东西——有人把彩绘陶俑上的颜色洗掉了，说“太脏”；有人把铜钱给孩子当了玩具；有人把陶罐拿去装剩饭喂鸡。没人知道那是些金贵东西有多值钱。

家兴长大后跟市里的文物专家说起这事，专家听完，沉默了很久，说：“根据你描述的器物和墓砖，那应该是唐代一个官宦人家或富商的墓。”然后专家又补了一句：“只可惜了那些宝贝。”
窑洞一点点成型，可家兴心里一直藏着一个疙瘩。
他家的窑，西边南北两端各一孔，靠南是父母住的主窑，北边是三个姐姐住，南边靠西是灶火窑。东面墙上只打了两个两米见方的小窑洞，一个放杂物，一个当仓库。他不懂，为什么不在北墙上再打两孔大窑？那样多出来两间屋子，该多宽敞。
长大后他问爹。爹摸着他的头，笑了半天。“兴儿，你算过没有？咱家打了四孔半窑，再加上那两个小窑洞，一共多少土方？”家兴摇头。“我跟你哥你姐，起早贪黑干了两年。你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你大哥有次从窑顶上摔下来，躺了半个月。就这些，已经把咱全家人的骨头都累散了。”
“事非经过不知难啊。”家兴没敢再问了。

窑坑打成后，全家人搬进了新家，日子终于有了盼头。爹妈借钱买了小母牛、小母猪和二十来只鸡娃。哥姐们在窑头空地上开了菜园，种了豆角、辣椒、茄子。爹还带着孩子们种了枣树、槐树、楝树、桐树。
可家兴最惦记的，是那棵无花果树。村里有个远房大伯，光棍汉，人很和善。他园子里有棵无花果树，紫红色的果子软软甜甜。家兴和几个小哥们经常偷着摘，有次被大伯撞见了，不但没骂他们，还笑着说：“你们要真想吃，拿奖状来换。谁能得一张三好学生奖状，我就奖励谁一棵树苗。”
家兴回家跟大哥一说，两人铆足了劲学习。年底，家兴真拿了一张奖状，从大伯那里领到一棵一人高的无花果树苗。他兴冲冲扛回家，想种在窑坑的院里，大姐却死活不让栽。
 “无花果，无花果，就是日子没法过了嘛！不开花就结果，也不吉利！再说，你们看看咱家窑坑像个啥字？”家兴一看：“‘口’字。”“口里加个木，不就是‘困’吗？你难道想让咱家被困住？”
兄弟俩气不过，跟大姐吵了起来，爹出来圆场说：“树就别种窑坑了，无花果别人偷吃几个没啥大不了，不行就种在窑头场上吧，不挡窑里光线，长得还比在窑坑快哩。”
树苗栽下去，家兴天天浇水、还到路上拾粪倒到树坑里，第二年就挂了果，几十颗紫红色的果子，又软又甜，疙瘩连串，枝枝桠桠都缀满了。全家人围着桌子吃，甜到心里去了，大姐也不再说“困”字了。

家兴的母亲她不识字，但谁家有了矛盾都来找她。小两口打架的、婆媳怄气的、妯娌拌嘴的、被人冤枉生闷气的——来了，她耐心听完，等来人把怨气倒干净，然后慢悠悠地说几句：“做人要善，心胸得宽，吃亏是福，破财消灾……”说来也怪，那些愁眉苦脸来的人，走的时候多半是眉开眼笑的。
家兴十岁那年，村里来了一个古怪老头。头发花白，胡子老长，邋里邋遢，挎着个竹篮，像个疯子。那时候人都穷得叮当响，谁有闲钱算卦？看热闹的人围了一圈，没一个掏钱的。家兴妈看老头可怜，把他请进家，做了一碗白面蒜面条。老头吃得眼泪汪汪的。吃完，他让家兴妈报上七个孩子的生辰八字，掐指算了一番。“你们家二小子，人不离公，别让他单干，跟着集体一辈子吃香的喝辣的。”顿了顿，又咂巴嘴：“三小子不得了——老佛爷面前的佛灯火命，长大后吃皇粮，双职工，还是个管事的人。”
家兴爹妈只当算卦仙儿说好听的哄他们高兴。一个农民家的穷小子，当工人都不敢想，还吃皇粮当干部？还能娶个吃皇粮的媳妇？祖坟里冒不出这股青烟。一家人茶余饭后把这当成了笑话。

多年以来，家兴每每想起此事，都会百思不得其解。二哥后来进了集体企业，主管财务，当了副总。他自己考上大学，成了公家的人，媳妇也是。那老头的预言，竟一个不差地应验了。是“人的命，天注定”？亦还仅仅是一种巧合？如今，家兴很少回老家了，老家窑还是那些窑，墙还是那些墙。当年的小树苗长成了合抱粗的大树，无花果一年比一年结得多。东邻家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两家的后人见了面，还会热情地打招呼叙旧。爹妈早就不在了，大哥也走了，大姐也老了，可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像刻在石头上的纹路一样，在家兴的脑海里怎么也抹不掉。 风穿过这深山老宅的窑口，呜呜地响。像有人在说话。又像是岁月在悠悠叹惋。

作者简介：闫红涛，汉族，出生于二十世纪60年代，中国河南省巩义市人。研究生学历，先后在巩义市畜牧局、乡镇、政协、人大任职。自幼爱好文学，曾在联合国《世界生态》杂志、美国华文名报《伊利华报》、《韩国新华报》、《亚泰传媒》、《世界侨报》等国内外报刊发表小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有长篇小说《岁月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