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屈辱的是被法警殴打

唐慧固执地要为自己和女儿讨一个公道。只要一想到那些坏人禽兽一样地糟蹋女儿，她总会万箭穿心般地痛。出于母亲的本能，她发誓要让那些害人者受到惩罚。

环球人物杂志：有没有想到这条申诉之路会如此残酷？

唐慧：刚开始确实没有预料到上访会这么难。如果知道后面会发生这么多事，我也许不会这样选择。但是既然走上这条路，就不可能再退回去，只能继续向前。

环球人物杂志：你一路走过来，失去的的确很多。

唐慧：但是我不后悔。做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只得到不失去。在城市里面，有的人住同一个屋檐下都不知道对方的名字，我们农村不同，十里八乡的人互相之间都认识。如果我不追究这件事，今后有人说我孩子的坏话，我拿什么给孩子证明？所以我必须追究下去，直到公检法机关把那些坏人法办了，给我们一个公正的说法，才能用事实证明孩子是无辜的，是受害者。这也是我坚持下去的原因。

环球人物杂志：你经常跪在执法机关门前或其他一些地方，有时一跪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这是不是你上访过程中最屈辱的事情？

唐慧：上访中最屈辱的事情是我不但得不到他们(执法者)的帮助，还被他们监禁和殴打。我第一次到北京上访，就被我们那里的驻京办和公安人员强行带走了。后来有一次，北京一家黑保安公司的人可能是受人雇佣，半夜把我和老公从被窝里拖出来，送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监禁了一个星期。你不跟他们走，他们就打你，越反抗打得越厉害。

2012年5月22日，我到省高院请求他们快点下判决书。他们不让我进，我就跪在大门口不起来。后来，我求一个大姐用手机帮我拍了张照片，结果过来七八个法警和保安，要删我手机里的照片。当时正下着大雨，他们把我拖到传达室后面一顿拳打脚踢，然后扔到法院外面。我被打得脑震荡和多处软组织挫伤，住了好几天医院。

被保安打，我还觉得没有那么伤心，但是被法院的法警打，我是真的伤心了。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中，法院就应该是替老百姓申冤的地方。在那里被打，心里就觉得怎么都接受不了，有很重的屈辱感。

执法不公延伸上访之路

讨说法的过程中，唐慧和不少执法人员打过交道。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的与犯罪分子沆瀣(音同“谢”)一气，有的包庇犯罪分子，有的糊弄当事人，有的不作为。她认为，正是这些“执法队伍中的败类”，延伸了自己的上访之路和苦难之路。也正是这样的残酷现实，把唐慧由一个法盲甚至半文盲妇女，磨练成了一个懂法、会用法的人。

环球人物杂志：你对接触到的办案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有什么不满意的？

唐慧：按照法律规定，我女儿的案子属于重大案件，罪犯是可以判死刑的，应该由市检察院提起公诉，但零陵区检察院就是不往上报。后来是我以死抗争，他们才不得不把案子报到市检察院。

到了市检察院，我遇到的第一个公诉人很不道德，只起诉组织卖淫罪，不起诉强迫卖淫罪。我找他理论，他说，组织卖淫就包括了强迫卖淫，两个罪名只能要一个。他还说出“你女儿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清楚”之类的难听话，气得我大哭了一场。后来，有一个好心的法官提醒我说，组织就是组织，强迫就是强迫，不是一个罪名。如果检察院不起诉强迫卖淫罪，法院判的时候肯定会轻很多。我知道后，又去找那个公诉人理论，他还是糊弄我。我对他彻底失望了，就要求更换公诉人，检察院不答应，我就去下跪请愿。记得那一年，我们湖南下了很大的雪，我带着病在检察院的院子里跪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又跪了两个多小时，检察院的一位领导终于出面了，说了一番让我很温暖的话。后来，那个公诉人也出来了，说“你别跪了，我自己请求辞去公诉人”。

新换的公诉人很好，对我说话很客气，还耐心地听我的诉求。后来的3次审判中，他把那些犯罪分子的罪行一条不落地提起了公诉，我还挺满意的。

环球人物杂志：这也是你坚持上访取得的胜利。

唐慧：是的。但后来到了法院审判阶段，一个审案的法官又在组织卖淫罪和强迫卖淫罪上糊弄我，他甚至说，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还大一些，可以判到死刑，强迫卖淫罪判不了死刑。我就找来法律书查两项罪名的区别，拿着书去给这个法官看，他就不作声了。他难道真的不知道吗？他肯定知道！

环球人物杂志：这之后，审判就进入了正轨？

唐慧：也不太顺。比如主犯秦星，差点就因为“有立功表现”获得减刑。还有拒绝解救我女儿的杨姓警察，和给主犯通风报信的魏姓警察，也只得了个不痛不痒的处分，还是我追出来的。我觉得，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当警察，起码应该让他脱掉警服。

“劳教成了一些人赚钱的工具”

唐慧事件和后来的唐慧案，背后涉及社会普遍关注的两大问题：一个是上访制度，一个是劳教制度。用唐慧代理律师浦志强 (微博)的话说，唐慧事件原本只是一个传统的悲情故事，一个拦轿喊冤的故事，如果我们的公检法机关，以及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各司其职，按照法律的规定去履行职责、保护人民、打击犯罪，就不会扯出上访和劳教的问题。结果，唐慧竟一步步被拖进诉讼的漩涡：女儿被强奸、强迫卖淫，公安机关不作为是她上访的原因，上访是她被劳教的原因，劳教是她申请国家赔偿的原因，申请没有被接受是她提起诉讼的原因。这一切，其实都非唐慧所愿。

环球人物杂志：从你这几年的经历看，上访的时间似乎比打官司的时间还多。这是不是说明你相信的是上访而不是法律？

唐慧：不是啊。我不断上访的动力就是心怀希望，相信法律、相信政府、相信一定会有公平公正的结果。我希望能遇到清官，希望他们能看到我，知道我的事情，然后尽快把这个案子给判了。

环球人物杂志：作为一个亲历者，你对上访和劳教有什么看法？

唐慧：作为普通百姓，上访是我们不得已的选择。按正规程序去上诉或反映情况，没有人会理，问题根本解决不了，你也看不到什么希望。怎么办？一些人只能选择到中南海、天安门等地方上访。慢慢地，这些人就知道政府(官员)最怕什么，选他们怕的去做才能推动案件的进程。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样做是要冒险的，可能会被拘留，或者遭殴打，甚至被劳教。

现在都在讲和谐社会，但也不能只让我们老百姓讲和谐，官员(或执法人员)不讲和谐呀。只许他们对我们有意见，不许我们对他们有意见？你和一个民警发生了矛盾，他就能把你给劳教了，这也太不讲理了。据我所知，有时候抓到一些小偷、吸毒的或者卖淫女，交钱就放人，不交钱就劳教。这样，劳教不就成了一些人赚钱的工具了吗？！

环球人物杂志：经过这些年，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唐慧：最大的变化就是我现在看到陌生人不害怕了，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也能够坦然地面对一切。现在，我能表达自己内心的一些诉求了，想说的话能够完整地把它表达出来。我只是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程度，现在被逼着写很多东西，也学了很多东西。还有，我以前的性格非常急躁，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经过这些年的磨练，受了那么多苦，我也更加坚强了。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案子结了，大家都想知道你眼下最关心什么，下一步有何打算。

唐慧：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那两个主犯的死刑复核什么时候下来。还有，调查组说要把这些情况都调查清楚，然后公布出来。我希望看到那些执法机关里的败类、那些徇私枉法的人能够受到查处。

下一步的打算，是希望能带女儿到美国好好治病。她患上了生殖器疱疹病，到现在还时常发作，这是我们最痛苦的事情。

环球人物杂志：今后不会移民吧？

唐慧：不会，我们只是送孩子过去治病。那里治病要花很多钱，虽然有好心人说愿意资助，但目前还只是在筹划当中。

胜诉的意义

整个事件似乎尘埃落定，围绕它的思考却仍在继续。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也与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马怀德进行了一番探讨，试图理清唐慧的胜诉究竟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唐慧被判获得2641.15元的国家赔偿后，有人质疑赔偿数额过小，诉讼过程又如此艰辛，实在得不偿失。马怀德却指出，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会受到最高限额的约束，不像民事赔偿那样由法官裁定。根据唐慧的情况，这个赔偿数额完全符合法律依据。“尽管赔偿数额不大，但它使唐慧和她的家庭在名誉上得到补偿，是公正的象征。从这一点来看，它所具有的意义远远大于数额本身。”

尽管唐慧的代理律师徐利平一再强调，唐慧案只是个案的胜利，不具有可复制性，但马怀德认为，该案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进而对司法制度的改革进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唐慧案引发了全社会对劳动教养制度的关注和反思。近年来，劳教制度在维稳过程中被普遍用于上访群众，这违反了法制的精神和原则。劳教制度是针对特定人员，如吸毒人员、卖淫嫖娼人员等设立的，普通民众行使民主权利的行为不应该受其制约，否则，随意性太大、风险太大、侵犯人权的可能性也太大。”在马怀德看来，唐慧案是对劳教制度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契机。

目前，针对劳教制度，社会上存在两种声音：一种是主张彻底废除，另一种是主张进行改革。相比之下，马怀德更倾向于后者。他认为，如果简单地废除劳教制度，那么针对特定人的特定矫治教育的措施就失去了法律依据。“比如，针对吸毒、卖淫嫖娼、贩卖淫秽物品等违法行为，我国刑法、戒毒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都已规定了劳动教养措施，这是对劳教制度的间接肯定。如果废除劳教制度，这些法律本身和它们未来的程序架构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制度前提。”不过他强调，对劳教制度的改革，不应该是一般意义上的小修小补，而应该从适用范围、对象、程序、司法化、完善法律依据等多方面进行深入全面的改革。

提升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度，是唐慧胜诉的另一个积极意义。在遭受不公正待遇时，唐慧最终选择了在法律的框架内表达诉求。正如她自己所说，之所以长期上访，是因为相信法律。唐慧对法律的敬畏和坚持，以及社会民众对案件的关注，代表了普通公民法治意识的萌芽与生长，这些，正是建设法治中国最可贵的民意资源。

此外，马怀德还认为，胜诉的判决表明，法院正确理解、忠实地执行了包括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在内的相关法律，在维护公平、正义方面最终守住了底线。今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一再强调，要不断提升司法的公信力，让法院的判决接受社会的检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也明确提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唐慧的胜诉，让那些与她有着类似经历的人看到了希望，他们开始相信，纠纷和矛盾一旦被纳入司法途径、诉讼进程，会更容易得到妥善处理。这正是重建法制信心和信仰、树立司法权威的绝好契机。

“唐慧与劳教委打官司，并胜诉，这样的结果，无疑有着非常好的示范意义。”马怀德说，“它提醒那些公权力的行使者们进行深刻的反思：只有运用法制思维、法制方式来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才有可能寻求社会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