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发生五年后，也就是美国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Dodd-Frank financial reform）实施三年后，有一个问题一直盘旋在人们心中：为什么过去几年我们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政府承诺会推出新的条例，但实际上实施的却很少。迄今仍没有“沃尔克法则”（Volcker Rule）来限制银行从事自营交易；对衍生品的规定还在讨论中；货币市场基金也仍未得到改革。更糟糕的是，我们最大的银行变得更大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银行已放弃了那些鼓励过度冒险的激励机制。“大到不能倒”的阴影笼罩着许多经济体。

对这些问题有三种可能的解释。一是金融改革本质上就是复杂的。然而，虽然很多技术细节需要具体化，世界上一些最聪明的人正在相关的监管机构工作，所以这并不是问题。他们完全有能力制定和实施条例——如果他们真的是被赋予这样的责任。

第二是国内及国家之间具有重叠权限的机构间的矛盾。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也看到了，即使是在最复杂的问题上也有大量的协调——比如大银行应该要有多少股本，或者应该怎样应对这些银行失败的可能性。

那么，就只剩下最后一种解释了：那些负责金融改革的人，并非真的想要取得快速的进步。在美国和欧洲，政府领导人都受制于一种恐惧：即害怕国内经济会再次陷入衰退——甚至更糟的情况。大银行利用了他们的这种恐惧心理，表示金融改革会让银行变得没有盈利和无法放贷，或带来其它一些可怕的意外后果。银行业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游说，结果是高层官员因为害怕损害经济而行动缓慢。

但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原因是没能理解大银行会如何破坏整个经济。比如，因为更高的股权资本要求，银行就相对需要用更多的股权和更少的债务来支撑自己。这让银行变得更安全，它们会更有能力承受损失，不那么可能变成“僵尸银行”（那些不合理地发放贷款的银行）。

银行声称，更高的资本要求和其它监管会抬高信贷成本。但事实显示，并没有任何这样的效应——这是最近美联储给国会做的货币政策报告里一个姗姗来迟的结论。与银行所说相反，美国最大银行上一个季度的报告显示，它们享有可观的利润。

不幸的是，这些银行的利润很大一部分源自证券交易——正是2008年金融危机前那种让它们陷入困境的高风险活动。这些是高度杠杆化的交易活动，银行在支撑资产负债表时，一般仅用5%的股权（意味着95%的债务）。

要理解这为何会成为一个问题，只要想一想当你买一套房子时只要付5%（一些欧洲银行则是少于3%）的首付，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房价上涨，你的投资就会有很好的回报（如果你的首付是20%，回报会更高）。但如果房价下跌，你的投资就可能全军覆没（你的房贷价值也会大于房子的价值）。

要求银行要有更高的股本，对经济来说是有好处的——这让金融危机（和僵尸银行的情况）变得更不可能、不那么严重或两者兼而有之。现在，美国银行比金融危机爆发前有更多的股本，而它们的表现也很好。

然而，我们仍然要担心，银行可能会以一种新奇和创新的方式来毁掉自己——因此我们需要沃尔克法则，对衍生产品进行改革，并对货币市场基金实施新的条例。而当前对巨大且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的股本要求仍然很低。

最新的情况显示，美国决策者终于开始关注这一点。然而，跟美国同行相比，很多欧洲银行持有更少的股本，这成了其将来脆弱性的主要根源。如果欧洲要有基础广泛的经济复苏，其银行就必须提高股本来加强承受可能损失的能力。不幸的是，几乎没有迹象显示，欧洲决策者明白这一点。

相反的，欧洲高官目前的思维和言论，跟他们的美国同行三年前的一样。他们害怕搞翻金融这条船，所以他们对金融改革并不积极，也拒绝坚持要求银行持有更多股本。这是一个错误，他们——很有可能我们全部人——将来都会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