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那位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穆罕默德·尤努斯不同，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投行人士。虽然我有些理想主义情结，但离开UBS 的高管职位，跑到万穗担任董事长，我的初衷还是为了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
我当然也希望能赚到更多的钱，尽管我深知自己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我以为我已经深入了解了这个行业，也比绝大多数创业者准备得更充分。
我完全没有经济压力，因为我已经为孩子的教育和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做了足够的储备。此外，万穗连续两年都经营得很成功，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很大的赌博。
20 世纪80 年代，我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了几年，并一直与之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样重要的是，我的许多朋友和校友现在都在政府部门和金融领域工作。这对小额贷款公司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资源。
十年前, 广州花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小县城。随着广州新白云机场迁址花都，以及几家汽车公司（包括东风汽车和日产）工厂的建立，花都逐渐繁荣起来。现在，花都占地面积961 平方公里，有100 万人口。
虽然万穗是花都唯一一家有政府许可的小额贷款公司，但我们还要和30 多家银行竞争。这些银行除了存款和企业贷款服务外，已经开始涉足中小企业贷款领域，甚至包括消费金融。事实上，主要的银行在花都有网点。
大的竞争对手还有平安保险集团。平安保险集团在全国范围内销售小额信贷，包括花都。从本质上说，平安是向其合作银行出售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CDS)。
这种信用违约掉期的运作模式如下（见图2-1）：平安筛选出合格的客户，向其合作银行（如工商银行）提供担保。工商银行向消费者收取30% 的年利率，向平安支付23% 的年利率作为担保金，也就是说，工商银行将7% 的差额收入囊中。对工商银行来说，这7% 的收益完全是“零风险”。据说，平安在全国涉及信用违约掉期的贷款金额高达200 亿元人民币。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和民生银行也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外资银行方面，万穗所在的办公楼里就有一个渣打银行的支行，它们专做小企业的贷款业务。渣打收取的利率比万穗低，但它们对借款人的资格审查也更为严苛。
我最初成为万穗董事长时，按照有关规定，万穗不能在花都以外的区域做业务。但我们并不计较这一点，因为对我们现有的可贷资金和业务能力而言，花都区已经足够大了。
我们在花都区三个比较大的镇里设立了网点，为客户提供服务。公司雇用了50 名员工（业内平均每个机构6 ～ 8 名员工），注册资本为1.5 亿元人民币（业内平均为1 亿元人民币）。国家开发银行借给我们7500 万元的两年期贷款。相比较而言，大约一半的小额贷款公司都得不到任何银行的融资帮助。
家丑
我认为，在行业内万穗属于管理很不错的公司，但是并非没有问题。
当我加入万穗时，我们给1700 位客户借了钱，平均每笔贷款额为13 万元人民币。我们的客户主要是中小企业，消费者金融这块做得很少。
这一平均数字掩盖了两笔大额贷款，均为万穗成立之初（2009 年4 月）借出去的：一笔为2000 万元人民币，借给了一家养鱼场；另一笔为500 万元人民币，借给了一家家具零售商（广州宏达）。讽刺的是，在我加入万穗一年后，这两家公司都违约了。尽管两笔贷款都有抵押物，但那家养鱼场处理起来非常麻烦。因为这家养鱼场建在花都的郊区，养鱼场的土地又只能用作工业用途，多个债权人不得不奋力争夺这个养鱼场的残值。这只能归咎于糟糕的尽职调查和万穗管理层的乐观预测。
对第二笔拖欠的贷款，我们收回了该公司在花都农村的出租物业，用作万穗的办事处。这两次惨痛的教训迫使万穗专注于小额贷款。
就在我刚加入万穗不久，我私人在武汉和天津各投资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武汉的管理团队瞒着我给胡德空调公司贷款2000 万元人民币。这是一家规模很小的空调制造厂商，胡德空调吹嘘它们的所谓环保空调，并夸下海口说它正在国内A 股排队等着IPO。
武汉的管理团队竟然决定以非常优惠的利率给胡德空调借了一笔长达两年的贷款。对胡德空调来说自然是很划算的交易，但对武汉的小额贷款公司而言, 却意味着非常高的代价和风险，太不划算了。
半年以后，我才知道有这样一笔贷款。令人吃惊的是，武汉的两位高管竟然私下接受了胡德空调的股票期权。一旦胡德空调上市，他们将获得可观的利润，这明显影响了他们的贷款决策。
我非常生气，对他们两人进行了警告，并告诉他们什么叫作利益冲突和不正当行为，要求他们收回贷款。万幸的是，胡德空调正好从银行那里借到了更大的一笔贷款，于是按期给武汉的小额贷款公司还了钱。2012 年年中，贷款召回不久，胡德空调的情况恶化，IPO 计划也搁置了。真是好险啊！
事后，我们总结，发现在给胡德空调贷款这件事情上，各个环节都出了问题。首先，管理层有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的冲突。两年期的贷款利率仅有6%，远远低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20% ～ 24%。借款期长达两年，明显长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6 ～ 9 个月。
其次，我们的信用审核工作人员太把胡德空调的上市计划当一回事了。中国二十余年IPO 盛宴，让大家产生了“上市很容易，上市就是赚大钱”的错觉。事实上，许多一心要上市的企业都没能坚持到上市，它们在这条路上纷纷倒下，流血到死。
此外，这种依靠单一产品制造、行业产能又过剩的经营模式通常都是有缺陷的。它们需要不断地投入新的资金。换句话说，它们需要不断地投入研发，搞越来越多的市场营销，一旦它们不这样做，企业就会萎缩下去。它们的现金流很成问题，更不用说自由现金流了。
2011 年8 月，也就是武汉的小额贷款公司借款给胡德空调的时候，胡德空调的杠杆比率已经高达80% 并持续上升。武汉的工作人员错把胡德空调的热情、勤奋和口头承诺当成了公司美好前景的证据，而忽视了公司盈利模式本身的问题。巴菲特说过：“当一个卓越的管理者遇到一个糟糕的行业，往往是后者占了上风。”
2011 年9 月，蒋女士希望重回万穗，她说自己已经完全康复。考虑到她是公司的创始人，也有着丰富的经验，我同意了。她希望和万穗的总经理于文相互监督和制衡，我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并为她生造了一个职位（首席运营官）。我让她和于文均有签字权。
小而精的万穗
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向客户收取4 倍于法定借款利率的利息，即24% 的年利率（银行法定借款利率大约为6%）。一些公司还绕过监管规定收取额外的手续费，但是万穗从不这样做。我们认为24% 的利率已经够高了, 更高的利率只会带来更高的风险。在2012 年的前半年里，由于贷款需求疲软，我们有意识地降低了贷款利率。
蒋女士和她的团队并不是没有野心。尽管有的操作不尽如人意，但他们确实做了不少努力。从成立的第一天起（2009 年3 月），万穗的账目就由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他们的审计费比当地一般的审计公司要高得多。2009 年，万穗盈利500 万元人民币；2010 年，盈利增至1900 万元人民币。2011 年，盈利已经高达2500 万元人民币。不过，这些盈利的前提是没有计提足够的坏账准备。2012 年，万穗计提了800 万元的坏账损失，此外还计提了250 万元的一般坏账准备。如果税务部门允许的话，不良贷款核销也许可以冲掉万穗更多的净利润。
我们2012 年的财务数据如下：
平均贷款余额：2.3 亿元
收入：6900 万元
5.56% 的营业税和附加费(380 万元)
55 个员工的人力成本(1200 万元)
2% 的坏账计提比率, 房租、办公等费用(500 万元)
25% 的企业所得税(860 万元)
净利润：2600 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ROE）：17% 左右
在大多数省份，监管部门都有一条奇怪的规定，不允许小额贷款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因此，小贷公司必须将所有利润都分给股东。我当然喜欢分红，但是这样一来，小贷公司永远无法发展壮大，除非它们通过烦琐且耗时的程序去增加注册资本。
和其他的行业一样，有时在中国做事情不容易。无论是更改小贷公司的注册资本、开设分支机构、改变股东架构还是取得税收优惠，有些情况下需要去公关某些监管部门，同它们搞好关系。有几次在和这些政府官员争论监管规定的不合理性时，我真的失去了耐心。我觉得他们中的某些人不愿意为普通的老百姓做任何事。个别政府官员还会妒忌商人，故意给他们找麻烦，有的人甚至通过不正当手段来牟利。
不要混淆地方政府的金融办公室和财政局，后者可是负责政府的财政预算的。长期以来, 金融办公室都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他们一般都负责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比如给政府官员起草报告，协调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和证券公司之间的一些小事。而这些金融机构的监管权都归中央政府下属的部门所有。
2008 年，地方政府的金融办公室突然走运了。他们突然可以审批和监管小额贷款行业了！这项“权力”当然要好好利用。就像一位小额信贷公司的经理半开玩笑说的：“2008 年，这些官员突然把他们的办公室搬到了高尔夫球场。”
可能我真的不是当董事长的料，因为我从不打高尔夫球，也从不带人去KTV 娱乐。我所能做的就是请这些官员吃一个普通的午餐或晚餐。这是我在外资银行工作20 年来养成的习惯。我在各种场合向万穗的员工说：“如果你所做的事情明天被登在报纸上，你都不会感到难堪的话，那么就去做吧。否则，请三思。”